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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学者“说人话”

　　让成功者谈成名之道，颇合传播学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是，有的经验之谈未免故作高深状，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则如出水芙蓉，平白无华，却一语破的。易中天就坦言，自己成名“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说人话。”（12月27日《广州日报》）
　　
　　1965年高中毕业，1978年恢复高考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1992年到厦门大学任教今为博导的易中天，之前籍籍无名。皆因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品三国》，不单红透中国，还入选了中国作家富豪榜，以至于“意粉”大多出门要戴墨镜。人称2006年中国最火的大学教授，但用他的话说，“弄了一辈子快60了才来获奖。”
　　
　　易之所以一朝成名，比如选择了适宜成名的题材、方式、舞台；《品三国》品出了新味道，也品出了世道人心。这些大伙儿多有体悟。我倒也以为“说人话”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即“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说实话，不玩虚套，要说人话，不打官腔。”(易中天语)
　　
　　我理解，所谓“人话”就是讲自己的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说自己的话就得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出点儿思想。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不拾人牙慧，更不是剽窃抄袭来的。这种学术创新符合社会公义道德理性，而不是故意跟公众的情趣、善恶和基本伦理过不去，也即历实真实和生活具像的和谐统一。同时，“说人话就是说家常话、大白话，人民群众老百姓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通俗易懂，为公众所喜闻乐见。
　　
　　其实，人人都会说话，在当下的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说话的权利。而作为学者，自然要大声说话，多说话。通过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科学公义公正民主法治的理念。这既是职责，也是义务。由国家供养的学者名流，理当大胆说话，放出自己的脑髓和眼光，发出独特的声音和呐喊。
　　
　　但究竟该怎样说话，是说人话还是鬼话，却大有学问和讲究。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以理性、建设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社会和产业，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世俗百姓的衣食冷暖。为此，在百姓最需要的时候，要敢于挺身而出，大声地维护公众的根本利益。学界固然需要百家争鸣，但学术自由不是可以不负责任地乱说，争鸣驳难也必须建立在专业学养、对社会公正保持起码敬畏，对百姓保持深厚感情的基础之上。
　　
　　可综观近年来国内学者的言论，不难发现胡说八道，奇谈怪论连篇累牍，屡见不鲜。比如“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国有资产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2006年11月20日《中国改革报》）、“医生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3月3日《南方都市报》）、“房奴论的背后，主要是购房者对欲望的放纵，想去拥有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房价骤降房地产崩盘，中国所有人将付出沉重代价。”（7月12日《中国产经新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和学术失德的体现。
　　
　　当然，要求一个学者说的话100%正确，未免太苛刻，也不客观；但如果一个智力正常的学者，其观点不符合基本的是非和荣耻理念，与世道人心隔瘼太深，甚至是相悖的，我们应该质疑其高亢声调背后的动机。让人可鄙的正是，一些学者或屈从于权势，或屈从于财富，甚至屈从于国际强权，为金钱或利益集团所赎买，要保持学术独立，说人话，委实难矣。
　　
　　比如新近一些专家低声下气地说：中国人今后不要把“龙”当作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了，因为在西方，龙是一种凶猛的怪兽，充满霸气和攻击性，容易引起外国人的误解，还煞有介事地立项进行研究。而新华社驻外记者对美、法、德、俄罗斯、日本和越南等国居民访问的结果，却发现外国人根本不同意此种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专家应挺起腰杆来，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要那样崇洋媚外，专看外国人的眼色行事，这无疑再一让中国学者大跌眼镜。
　　
　　人们不能不怀念，像费孝通那样真正深入到最基层经济组织，获取第一手资料，经过深入研究，拿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性观点、像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埋头书斋对基础理论深入钻研，以及乐为民效命鼓呼，说人话办人事的学者专家。“套话、假话、空话、废话、屁话都不是人话。”愿学者们能以易中天的箴言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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