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在时空里的“四八”空难之真相
先烈们的气节与品质是否在我们今天还在继承与发扬？
“四八”空难中我方人员有十三人：中共中央委员博古（秦邦宪）同志、王若飞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11岁），儿子叶阿九（3岁），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69岁，王若飞之舅父），黄晓庄同志（21岁，系黄齐生之孙），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同志（29岁，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共产党，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为协助整军谈判随周恩来到重庆），魏万吉同志（24岁，河北曲阳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王若飞随从），赵登俊同志（24岁，四川省万源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博古随从），高琼同志（16岁，系叶阿九之保姆）。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四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广泛地宣传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本文搜集了有关“四八”空难我党我军的著名领导人，简述他们的人生轨迹，以此向所有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付出牺牲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怀念！他们的英名与事迹不应该湮灭在无声无息的岁月里。
秦邦宪（博古，1907.6.24～1946.4.8)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的面前就和白痴一样。”这是四八空难后，郭沫若在悼念博古诗中的文字。
秦邦宪，字则民，出身于望族，书香门第，祖籍江苏无锡，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其远祖。他留学莫斯科时取俄文名字ьогунов，中文音译“博古诺夫”，秦邦宪为人文质彬彬，风流倜傥，博闻强识，十分喜欢这个名字，此后他化名“博古”。传说当初博古到苏联学习前，俄文基本不通，他到俄国后，七天不出家门，出来后就可以担当翻译了，尽管此事有些悬，但是从中可见其聪明程度不是一般。
博古青年时代曾任苏州学联主席。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同年秋由无锡旅沪学生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赴苏联学习。
在博古留学三年半的时间里，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重理沦，轻实践，与实际客观情况脱节。当1928年底博古作为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在理论学习中形成了教条主义倾向，尤其是他翻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大著作后，认为自己对于马列主义理沦精通，就能够以此指导实践。理论学习上的出色与个人的努力，使得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树立了威望，被共产国际所认可，为其后回国后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奠定了基础。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领导出版《中国工人》、《劳工报》、《工人报》、《赤色海员》等报刊杂志。
在中共中央领导“立三路线”路线为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理论家，借机大肆批判，把“本本”摊在桌上，引经据典，以 “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以此奠定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他与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线”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过度批判当时的错误路线，而他们后来的“左”比之“立三路线”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但是他们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为博古后来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创造了条件。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理论势力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王明、博古等人成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博古1931年 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年9月，王明前往苏联，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成为党的中央负责人，时年24岁，这也是我党至今无人能比的。此后，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干涉下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致使我党的力量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1933年1月，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工作，占据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忠实地执行王明“遥控”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策略，通过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根据地内大量坚持以毛泽东人代表的正确主张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召开“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贯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土地政策，在政治上打击中间派的关门主义策略，过分相信李德的错误指挥，排斥党内的正确意见，致使中央红军由8力余人骤降至3力余人，给红军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冒险主义军事方针，使得我党我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进行长征。
我党在这极端艰险时刻，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意识到自己错误严重，责任重大，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之前的做法与主张进行了深刻地反醒。他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检讨了他与李德指挥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却强调客观原因，为自己进行辩解。尽管博古思想转变是有个过程的，但是，他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批评，更没有运用最高权势压制别人，当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毫无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会后，博古服从组织决定，坦然地交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1935年7月，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对于党的事业始终是忠诚不二的。在长征路上，他能够依据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始终站在真理这一边，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中，他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的一方，对在党内巩固与树立毛泽东的地位与威望中，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
长征胜利之后，博古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博古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在发展陕北根据地经济，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中，博古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其思想在此之后起到了重大的改变，彻底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更加坚定地信任与支持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共中央。1937年2月之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积极从中斡旋，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战。他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1937年8－10月间，博古还承担营救国民党羁押的革命同志，营救出了如陶铸、王鹤寿、钱瑛等大约1000余人。
1941年5月15日，党中央就出版中共最高机关刊物《解放日报》，任命博古为报社社长。从此博古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新闻出版事业。他高兴地说:“我将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队伍。”在紧张的筹建和试刊中，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即使是在疾病之时，也拒绝休息，为创建报纸呕心沥血。经过10个月的出报，他领导报社人员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1年12月1日至1946年4月，博古又兼任新华社社长，在他领导下，新华总社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20多人，分社由几个发展到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除拥有一批专业记者编辑队伍外，还有近3力名的业余通讯员。对《解放日报》的改版,新华通讯社的发展以及解放区新闻干部的培养卓有贡献。与此同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正式播音，而目开播了历史上第一次英文广播。在此期问，博古还兼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长，并挤出时间亲自翻泽《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沦》、《历史唯物沦草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经典著作，对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古渊博的理沦知识和能言善辩的才能，以及丰富的谈判经验，是全党共知的。1946年2月13日，毛泽东决定派博古以“政协宪章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身份前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国共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为将谈判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请示，不想他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8年5月，博古与刘群先在莫斯科结婚，后刘于1939年到苏联治病，不幸失踪。博古与刘群先生二子秦刚、秦钢，三女秦摩亚、秦新华、秦吉玛。1940年10月，博古与张越霞结合，生子秦铁。
博古遇难时，年仅39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为我国的独立自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在其领导全党工作期间犯有严重和错误，那也只是囿于客观原因，而后来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论在任何时候，博古都能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真理，勇敢地捍卫党的统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党卓有贡献的领袖与楷模。
叶挺（1896.9.10～1946.4.8）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我读有关叶挺事迹，曾经写了三十二句诗来概括他的一生：
叶氏名挺字希夷，出身贫苦读书勤，军校六度寒暑苦，成就一具壮志身。
追随国父图救世，北伐路上威名扬，留学苏联探真知，共党旗下把姓留。
南昌城头高举义，广州街上逞英豪，雄才党内无人识，流亡十年志难酬。
无耻日寇凌中华，国难呼唤将军归，两党之间狭缝处，新四军中徒有名。
蒋氏不容枕边虎，皖南云岭事突变，总帅无力救兵卒，身陷囹圄超五载。
七尺男儿盼自由，岂能屈膝犬洞获，志坚硬把牢坐穿，倭寇丧去终得释。
再入共党欲展志，上苍忌妒人太贤，黑茶山顶声轰鸣，半百一世只留恨。
要问红军第一人，除却朱毛还有谁？英雄一生多坎坷，留余后人空念兮。
叶挺，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辛亥革命前夕，叶挺先后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和惠州中学堂学习，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早地受到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曾带头剪去自己的辫子，为此曾一度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叶挺先后就读于广州陆军小学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认真学习军事。面对国内北洋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形势，他渴望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大量阅读书报，钻研政治和哲学问题，特别喜欢看《新青年》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刊物，思想上进一步得到改变。
1917年春，叶挺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创建的粤军，担任第一支队副官。在此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同时，他目睹陈炯明之乱以及国民党内黑暗腐败现象，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开始认真阅读共产党主办的《前锋》、《向导》以及《新青年》等杂志，日益接受社会主义，向往共产党。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叶挺辞去军队职务，经孙中山同意，于当年秋天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叶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深入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192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中共旅莫支部一致通过接收叶挺为中共党员。
1925年8月，叶挺于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时，我党逐渐意识到必要建立自己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周恩来抽调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革命青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筹建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主要骨干的独立团，叶挺被任命担任该团团长。独立团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和参加当地农民反封建的实际斗争，逐渐训练成为一支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战斗力的革命部队。独立团设立共产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也是我党军队最早的基础。 北伐中，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由于独立团坚实的作风与很强的思想政治觉悟，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屡战屡胜，为独立团赢得了威名。
独立团在这次作战中，锻炼了大批的干部，后来有很多都成为我军的杰出领袖，而在北伐中形成的“铁军”精神也是我军后来壮大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支柱。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进行残酷迫害。这使中共更加意识到自己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力量以反击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叶挺先后参加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起义担任重要的军事指挥，为完成起义的任务立正了不朽的功勋。叶挺在起义中服从中央，立场坚定，指挥正确，进行了英勇战斗，提出过正确建议，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展转香港和苏联，参加党的“六大”，受到当时犯“左”倾错误的广东省委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无理指责和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开除党籍。叶挺陷于巨大委屈和苦闷中，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澳门等地流亡。在10年流亡生涯中，叶挺仍然同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保持联系，他拒绝国民党的利诱拉拢，时刻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主动地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积极了解祖国抗日救亡的情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按捺不住自己那颗为国为民甘洒热血一腔激情，打算回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他向老战友、老领导和老部下表达这个意思时，国共两党都十分欢迎这位北伐名将，难得之将才。叶挺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建议将共产党南方游击队新改编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希望能够发扬当年北伐中“铁军”的传统，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并表示愿意出任军长，这一建议被蒋介石采纳，蒋介石很快就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经过整训，随即挺进敌后广大农村，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扩大了党领导军队的势力范围，壮大了抗日武装。
叶挺率领新四军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蒋介石曾极力拉拢叶挺以使新四军听命于他。叶挺虽脱离共产党多年，中共中央对其也有些顾虑，叶挺夹在两党之间工作很难开展。
但仍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清醒的头脑，一心向着共产党，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绝不听从蒋介石的旨意。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处处加以限制压迫，不断挑起军事磨擦。1941年1月，蒋介石反动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军长率部英勇抗击，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叶挺为救部属而去与国民党谈判，不幸被无理扣押。 皖南事变使叶挺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
此后叶挺被长期羁押，长达五年。1942年初，叶挺被押到重庆。蒋介石、陈诚先后出面以高官厚禄相诱，叶挺一次又一次严辞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完全破产后，就把叶挺长期囚禁在中美合作所。1942年11月21日，叶挺在牢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这是一首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诗，展现了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凛然正气，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操。
直到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提出了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政治犯的要求。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一再交涉，并提出用邯郸战役中我党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进行交换，蒋介石才同意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经受5年炼狱磨难的叶挺终于获释。出狱次日，叶挺即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入党申请书，表示自己将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为民族解放和自强的工作之中去。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复电叶挺，同意他再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
叶挺在父母的安排下，早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下了亲事，是一个童养媳，叫黄春。在叶挺到外面追求自己理想之后，与黄春自然而然地分开了。后来叶挺与李秀文相知相恋相伴20余年，见证了爱情的伟大与忠贞，并且一起遇难。
叶挺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在我军初创时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军队的建立与发展都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由于个人性格与其它方面的原因，叶挺流亡海外长达10年，曾一度消沉。但是当外国侵略者的铁骑侵入中华，他毅然不顾一切来到抗日战场，他不计个人荣辱，出任尴尬的新四军军长一职，个人的聪明才智由于受到限制而发挥不出。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羁押，长达五年之久，在五年的艰苦生活中，他不为反动政府的威逼利诱所动，显现一个真正爱国军人的本色，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黑茶山顶的一声巨响，叶挺和其夫人以及两个孩子都壮烈牺牲了，不能说不是一个人间最大的悲剧。
王若飞（1896.10.11—1946.4.8）
1928年间，在莫斯科，有人大骂张国焘：你将来一定会当反革命的。张国焘气得两眼发青，浑身发抖。此人就是我党著名的领导者：王若飞。
王若飞，1896年10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今安顺市)一个地主家庭，后家道衰落，父亲过世，又受家族排挤，生活无以为继。8岁时，不得不到贵阳投奔舅父黄齐生，尔后进贵阳达德学校读书。达德学校创办人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进步人氏，在那里王若飞，进行了系统的知识的学习与储备，大量阅读进步书籍，诸如《民报》、产《新民丛报》和邹容的《革命军》，眼界大为开阔。
从小就从舅父和教师那里受到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思想影响，他尊崇民族英雄岳飞，有感于《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遂改名为若飞。1917年冬，王若飞考取官费留学资格，次年初赴日木东京求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毅然回国，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年底，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若飞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与他们结成好友，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我党事业的骨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法国期间，王若飞同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得到国内党中央的复信，在法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同时王若飞被批准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王若飞离开法国，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学习，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并成为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1925年，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后，到中共豫陕区筹建党的领导组织，并担任党委书记，在中央的领导李大钊等指示下，开展工作，，扩大了影响，在豫陕地区加强了我党的组织与领导。1926年2月，王若飞离开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汇报豫陕区党委的工作，而后就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协助陈独秀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日常的组织与领导工作。此间，在北伐战争的鼓舞下，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被陈独秀批定代理南方区委书记。1927年4月，王若飞随中央机关前往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内没有绝对权威的统一领导，体系比较混乱，王若飞时常对当时客观的严重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以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此后，他先后到江浙区委、江苏省委工作。“八七”会议之后，王若飞逐渐意识到陈独秀领导中严重错误，积极组织领导江苏省内的暴动起义计划。王若飞在江苏领导组织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广大了我党的影响，特别是所策划领导的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28年6月，王若飞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王若飞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之前工作中的失误，并客观公正地对待会议上对陈独秀的批判，坚持原则立场。六大之后，王若飞被留了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王若飞为加深自己的理论修养，争取组织同意，留在莫斯科进一步学习，并被指派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代表，与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张国焘合组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9年底，苏共在全党内开展清党工作，王若飞被张国焘严重污蔑，被党内严重警告。
1931年，王若飞被共产国际派往内蒙开展工作。后因组织内的潘恩溥叛变，被捕，此后被长期关押。在5年多的铁窗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持有坚定的信念，与反动政府坚持斗争，威武不屈，团结难友，在狱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展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与气节。他还能仔细认真分析时局，曾经向傅作义多次写信进言，积极鼓动他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参加全民的抗日斗争。阎锡山等反动军阀曾多次想收买王若飞都被他严辞拒绝了。1937年初，王若飞在党中央的努力下，经过薄一波大量细致的工作，终于被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王若飞在狱中长达五年零七个月。
王若飞出狱回到延安，向党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斗争情况，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认可与赞扬。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王若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提出和推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后期，他和林伯渠同志一起到西安、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并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7人由延安飞往重庆进行新的谈判，为促进中国和平而到蒋介石政府做坚强的斗争，并参加了于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顽强态度，谈判始终没有进展，而蒋介石也趁机积极发动内战的准备。王若飞在重庆谈判期间，立场坚定，始终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主张，在谈判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46年4月8日，王若飞要赶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政协工作的开展情况，不想也踏上了这一架不归之航班。王若飞飞回延安之前，向周恩来道别说：一切为人民打算。这也是王若飞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人民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若飞1925年与李培之在河南卫辉县（现辉县）结婚，此后两人在革命战火中生死相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终生，尽管彼此工作原因聚少离多，可是他们的情谊却一直在延续。解放后李培之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邮电部顾问等职务，直到1994年90岁高龄去逝。王若飞与李培之育有独子王兴。
邓发（1906.3.7－1946.4.8）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的描写：“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邓发，书名邓元钊，乳名八仔，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石浮城西的一个多子女的贫苦农家，以其排行第八而取名邓八。省港大罢工时，邓八参加罢工工人登记，因工作人员谐音误记为“邓发”。这一改动，被领袖苏兆征得知并且十分肯定，邓八索性改为邓发，这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邓发“。邓发出生在贫苦的家庭，家里节衣缩食供他念了几年书，由于聪明好学，悟性高，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从小受苦受难使他少年早熟，早早地就知道了穷人只有通过相应的斗争才能打破旧社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与生活。
1921年，年方14岁的邓发由于生计的需要不得不离开老家来到广州。做过公安局的勤杂工和公益祥旅店的伙计。也许是命中注定邓发能够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在公益旅店，认识了广州海员工人领袖苏征兆，在他的引导与启发之下，邓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革命的热情日益高涨。此后，他在广州、香港等地做工，当过船舶上的杂工、厨工，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在生活中磨练了自己的斗志与生活的本领。1922年的中国海员大罢工，邓发成为积极分子，在苏征兆的指引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参加夜校的学习，增加了对知识的理解与储备，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下了知识与实践的基础。
到1925年，邓发已经锻炼成为一个出色的工人骨干力量了。6月省港大罢工，成立了以苏征兆为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选出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邓发被推选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在这一系列的斗争考验之下，1925年10月，邓发经苏兆征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邓发参于组织策划工作，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参加起义，并担任第五区副指挥，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起义失败后，邓发化装成病人，凭着他的胆略和机警，躲过了反动派的屠刀，化险为夷，并且安全地离开了广州。
1928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创建了中央特委，负责获取情报，惩治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邓发在香港主持建立香港特委，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务领导了香港秘密战线的斗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5万大洋买他的头。
1931年夏，邓发奉命到江西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并负责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担任苏区保卫局局长时，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之下，血腥对待党内同志，制造了肃反扩大性错误，酿成了严重恶果。这是邓发一生中所犯下的严重失误，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常常引以为戒，并多次作深刻检讨。1934年1月22日，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红军长征时，邓发先后担任军委直属纵队副政委、政委，同时负责领导党的保卫局工作，侦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他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在长征途中，邓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遵义会议，在会上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坚决站在真理的一边，对树立毛泽东的地位与威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2月。邓发参加了陕北瓦窑堡会议。1936年6月，他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会见了《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从而在书得到了很大篇幅的描写。
1937年9月，邓发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全面工作，与新疆土皇帝盛世才进行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扩大了我党在新疆的影响，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37年12月，邓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年秋，他奉命回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亲自主讲《党的建设》等课程。
1940年，邓发又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创办《中国工人》月刊，成为党中央倾听工人呼声和指导职工运动的桥梁，成为团结教育工人和统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有力宣传武器。1942年，在邓发的发起下，开展了学习工人赵占魁的运动，成为我国职工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1945年4月，邓发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这年的9月，邓发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满载着解放区80万职工的深情厚意，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邓发在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代表中国工人提出了8项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并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邓发回国，在重庆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一起为中国工人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和朱学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发，一个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党的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自强与民族的独立事业上，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是我党领导人与先烈中一个杰出的典范。
湮没在时空里的“四八”空难之真相
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 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留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作者：无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