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遭遇“公共”
那年非典佩戴口罩的人们。
2013年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例行公告称，在英国再次发现了新的冠状体病毒感染的病例，这种新的冠状体病毒类似S A R S，同样引起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全球已经发现了11名病例。中国的各大媒体纷纷作了相关例行报道，而中国医学界和相关的政府机构也做了相关的警示和布置。在农历春节之际，这样的新闻并没有冲淡喜庆的气氛。但是如果稍微留意的话，这种冠状体病毒形似SARS，而SARS在中国有着另一个恐怖的名字，非典型肺炎，就在十年前，它曾经肆虐着中国大地，仅中国内地先后有5327人感染，死亡349人，这是最近30年来中国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十年前，它带给中国大地的是惊惧与恐怖，可以说近代中国还没有一场疫病有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从政治到经济的各种生态，也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态度。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于在它结束之后的十年，我们也依旧能感受到它强大的威力。法国作家加缪在其不朽的《鼠疫》一书中曾指出，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了一线希望。对于中国人而言，经历过非典，并且继续健康地生活是一种幸运，而这种幸运并不是那么轻松，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悲怆经验之后。十年来，国人从惊慌失措中恢复勇气，耐心与意志，这是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沉淀，需要我们不断回忆。
政治安全意识下的SARS危机
今天，世卫组织发布新型冠状体病毒通告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惯例做出通告，并且对有过相关地区旅行经历的人群做出了卫生预警。这熟练并且淡定自若的表现，对于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而言其实都不过是近十年合作的结果。而在十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更多的反应是迟钝，虽然中国1971年就恢复了世卫组织的席位，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国家外交行为和国际的医疗交流合作，并没有与之建立国际卫生和公共医疗安全事务的合作机制。疫病，长期以来被视为国家自己的问题，进而是一个地方的疾患问题，这种狭隘的公共卫生思维，注定了一开始SA RS病毒就有了可以肆虐机会。
尽管第一起非典病例于2002年12月被发现，很快就发现其高烈度的传染性，尽管广东省卫生厅在2003年的第二天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67岁的钟南山院士被任命为临床医疗专家组组长。但是这种具体治疗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考虑的是淡化公共卫生问题。作为烈性传染病的肺炎，被冠名以非典型，作为一种个体疾病，而非是可能造成重大危机的公共卫生问题来对待。一方面是高度重视，一方面则是高度封锁，稳定而不要造成恐慌，成了各方追求的目标，对于专业医生的意见被限制在专业领域，对于公众产生的疑虑，则是以安抚性报道来处理。
但是不能说官方从一开始就不重视SA RS，从开始的举措看，官方对于患者的治疗重视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最好的医疗专家亲自上阵，许多有经验的医生被派往火线，他们带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多人因此殉职。事实上，在北京发现SA RS患者之后，军方医院就开始参与治疗，军队资源的投入，可见中国官方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这种重视更多地体现为治疗。
而在另一方面，官方对于疫情公布则是尽量不讲，从疫病开始蔓延的1月直到4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成了官方最经常讲的话。在北京的军医院中已经大量收治SA R S患者的时候，时任卫生部部长依旧表示，北京患者不多，只有37人，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家可以放心。一方面加紧治疗，另一方面对外安抚，可以非常简短地概括为“内紧外松”。看起来是两套逻辑，事实上则是一套办法，一旦某个事件上升为一个可能导致政治安全的事件，整个事件就会自觉地在“政治挂帅”的默契引导之下。可能造成政治风险的隐患必须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尽可能悄然无声地由地方政府、相关部委处理。
公共空间推动疫情信息公开
事实上，如果时间前置20年，官方的这种举措未必会造成这样的危机。尚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中国，无论是国内流动还是国际流动都是极少的，封闭环境本身就限制了信息流动和病毒流动。但是200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25年，也是中国入世第三年，中国已经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主导下，高度流动的社会了。对于一个流动的社会而言，虽然官方可以阻碍信息流动，但是无法阻挡病毒流动。特别是在官方极其不愿意因为公布信息，造成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病毒的传播有了更好的环境。病人被放入病房，但是病毒则走出医院，很快走向了全国，迅速传遍了世界。
忽略这种社会流动显然是当时社会管理机制在SA R S危机中犯的明显错误，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官方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公共空间本身的诉求和力量。单位制社会的时代，社会完全附属于政治。但是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化的社会而言，必然会形成某种公共空间。日常经济生活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变革。中国长期的单位制社会瓦解之后，一种类似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开始形成。咖啡馆和酒吧的出现，必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股市和互联网的出现，带来新的社会话题和新的交往模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讨论话题和话题形成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安全感、满足感和基本需求的定义已经不再单一可控，而是带有某种能动性。这样的社会之中，“公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比及一般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涉及范围更广。公共生活之中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所在清楚明白，一旦形成共同利益诉求，也更坚决明快。政府可能会垄断信息，但是无法垄断议题，政府可以影响议题的形成，但无法设计一切议题的形成。当政治遭遇公共的时候，顾大局，讲原则的正当性被轻而易举地解构了。再没有什么比公众的健康更为重大的事情了，再也没有比社会安全更为关键的议题了。于是民众自己开始行动起来了。
我们可以发现，SARS危机时期，最早推动信息公开恰恰是非官方的公共空间的讨论。正是医务人员在网络发布自己的一手消息，才引起了信息的雪崩。消息的披露者并不是以自己的职务身份来考虑自己的言行，而是以公民身份来考虑的，这其实是最典型的公共领域交往运用。这种根本的变化被官方所承认，以此为契机，在最高决策层的亲自推动下，信息开始有了全面披露。一切都以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召开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为分水岭，信息不断的披露和有效的防疫措施的展开，彻底改变了疫病蔓延难以控制的趋势。这确实带来了某种恐慌，但是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对于公众而言，公共安全的维护始终是第一位的，既没有所谓的骚乱和盲动，也没有过激的反应，有的只是对于信息的接受和对临时的防疫措施的配合。这实际反映了公共场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有序性，因为话题本身是有交往程序形成的，故而行动目的性非常明确。正是有了对信息的了解，才有了对官方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理解和配合，从而鼓励官方能够采取更为有效的防疫措施。可以说，正是因为公共领域的话题推动和公共社会对于防疫的配合，才有了抗击非典的胜利。
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产物，广州市出台了《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法》，第一次有法律规范承认并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各地开始设立相应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到了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保证公民知情权至少在国家法律和行政制度上有了规范安排。我们可以视之为非典的正面结果，但是这更是非典的惨痛代价的一个收获。
公共卫生诉求与救助的兴起
如果说信息及时披露机制的形成是SA RS危机意外收获的话，公共卫生被空前重视则是必然的收获，成为了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被作为采用国家事业的形式来处理，兴建医院，建立医疗体系，乃至于医务人员的培养都是作为一种国家事业建设的内容，再通过单位制对接到具体的人。此种严格科层化的医疗体系，导致了医疗资源严重失衡，行政层级越高的，获取医疗资源就越容易。即或官方曾采取极端的手段，医疗要面向工农兵，下到农村去，短时间确实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医疗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公共卫生，依旧是国家事业。当极端手段结束之后，庞大的官僚行政体系迅速恢复了医疗卫生体系的行政化，科层化的医疗体系再度恢复。
SARS疫情的流行，正好打中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软肋，老化的医疗服务对突发的医疗危机应对不足，对于烈性传染病的防控缺乏技术和经验。种种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公共医疗投入严重不足。从具体数据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本来就不高;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这意味着，在20年时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而这些不多的政府资源并未放在公共医疗上。突然的危机总是可以度过，但是历史的欠债总是要还的。SA R S疫情过后，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健康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被广泛接受。如何保证日常的卫生健康安全，已经是一个要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所谓的公共医疗卫生是指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预防疾病、延长生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对于中国人而言，实际就是不再是通过单位制的对口医疗，而是不管在哪里都能获得及时的医疗救助，这是一个流动社会的本能要求。这就要求医疗体系从行政的金字塔状转变为网格化，真正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2003年终于成为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医疗体系改革开始真正以公共医疗服务为核心开始艰难的改革，当年各级政府一共在公共卫生事业上投入1116 .9亿元，直到2006年，每年增加100%，卫生投入从“重治疗”也开始调整为“重预防”。同时全社会的公共医疗救助也开始兴起，各种医疗救助N G O层出不穷，相关的环境问题，国际交流问题被高度重视起来，不再作为政治安全的问题，而是成了一个具体的医疗问题，被广泛讨论。虽然比较OECD (经合组织)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依旧脆弱，社会卫生组织依旧不够发达，但是有了这样一个转折之后，至少有方向，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国际通称SARS，还是中国人熟悉的非典，疫情危机总归已经过去了。归来的总归是淡漠和平静，《鼠疫》中人们欢呼和庆祝和正是平静的回归，2003年7月非典疫情警报最后解除的时候，中国人想必和加缪笔下的法国小城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心情。只是，这场疫病所带来的改变，当时的我们还没来得及体会，十年间，我们始终都在感悟。正如加缪所说，每个人其实疫病患者，如果没有与之战斗的勇气，那么必然会被瘟神带走。对于中国而言，正是因为公共社会的出现，导致了疫病的流行，也同样是因为公共社会的自我完善和不懈斗争，战胜了疫病，这可能是十年之前带给中国最大的变化，而且也是我们十年来所希望维护的最大成绩。
作者：专心论坛(2013-02-24 12:26:43)，[首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