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何未同意纪委垂直管理？
涉案人员多达158名的湖南郴州集体腐败窝案震惊全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除市委书记李大伦外，当属纪委书记曾锦春。
据媒体报道，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很可能被找借口“双规”起来；如果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凭借这种对官员的“合法伤害权”，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参与当地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威胁；“这些官员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都怕他”。 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 曾锦春也因此被戏称为 “曾矿长”、“曾大人”。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曾锦春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都听命于他。
这就引申出一个关系到现行体制成败的关键问题：现在对党政权力的监督主要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机构，如果监督机构本身也腐败了，把监督权力当作以权谋私的资本，怎么办？
在曾锦春被“双规”前，郴州中下级官员普遍担心此人很难受到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当监督机构本身腐化时，权力监督就出现真空，这种体制下游的真空很快会蔓延至上游，使对权力上游的监督形同虚设，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沆瀣一气，结成利益共同体。如果再设置新的机构对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新机构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再增设新的监督机构。如此延伸下去，需要设置的机构将无穷尽。这种链条每延伸一环，监督效力就减弱一分，成本却增大一分，最后将演变成监督效力衰减至徒具其形，权力腐败横行无忌；监督成本却扩大至全社会难以负荷，引发各种危机。
因此，要解决对监督机构的监督问题，不能遵循在体制内增设机构的原有思路，必须另觅出路。当下中央的办法是让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与制衡，所以虽然最近中央频繁从其它地方抽调干部直接担任一些省的纪委书记，加强对纪委的垂直领导，却始终未同意对纪委实行垂直管理——如果纪委摆脱了同级党委的羁绊，只服从上级纪委的领导，由于天高皇帝远，拥有超越现行法律程序的“两规”之权的纪委很可能成为最不受制约的特权部门。
但当前这种“党委管纪委”的体制虽避免了纪委成为绝对强势，却也导致纪委监督能力的弱化——如果腐败与党委领导有关，作为下级机构，纪委很难起到监督作用；与之沆瀣一气、进行利益交换或许才是符合切身处境的选择。体制内权力的相互制衡，其结果往往不是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相互监督，而是演绎成利益的相互交换。在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与纪委书记曾锦春“互相卖面子”，“势力划分明确”，“曾锦春听命于李大伦”，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郴州权力场中最受普通市民关注的两极。
要走出上述“体制内权力制衡变利益勾结”的怪圈，只能从体制外寻求突破。国内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似乎为此提供了成功示范：交通管理权力在交警，为防止交警滥权或权力运用不当，一些城市设立了交通督察，专门监督交警的执法行为；但督察也有可能滥权或腐化，再遵循原来途径增设“督察之督察”显然已不可取，于是一些地方辅之以交通台监督，将监督权力交给广大司机与市民。
交通台主要做到了两点：一是所有交通政务及执法行为公开，司机、交警、督察的所有违规、执法行为都在第一时间播报，公诸于众；二是设置了互动环节，被管理的对象——司机，以及广大市民可反映自己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或执法行为，交通台及时播出，并积极进行求证，谋求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执法行为公开、透明，另一方面被管理者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表达不是象信访一样被局限在某种封闭的狭小通道内，而是面对公众公开陈述，因此对权力实施监督的已不仅仅是被权力所管理的对象，同时还有在旁倾听、观看、暂时没有发出声音的交通台的无数听众和观众。这种公众参与的压力，才是监督生效的最终动力。
这种交通台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权力监督中。如果对权力的监督能够公开、透明进行，而不仅仅是在狭小的圈子内暗箱操作；如果民众有公开表达、反映的渠道，那么权力及其监督机构就被置于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这种公众普遍参与的监督远比“少数人监督少数人”的体制内监督有效，因为在这里，监督者无法被收买，也不会腐化，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监督的链条。这样的监督机制才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非沙堆上。
更重要的是，这种允许公众参与的互动方式只会对官员的滥权与权力运用不当构成压力，而不会妨碍权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竞选与言论自由模式，交通台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力度更适于中国国情，可以与现行体制实现无缝对接，在制衡权力的同时却不用担心撼动现行体制。
——《凤凰周刊》2006年第29期
作者：无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