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你为什么委屈？
节目主持人是田歌，是北京台很美丽的一个主持人，摄制前提前预习了一下节目的议论话题，他们去搞来很多盒饭，剧务说节目组经济困难所以不好意思，我想说节约摄制成本是应该的，你们也承包了的，但想一想吃盒饭实际比喝酒还要好一点，就闭嘴了。
所谓新北京人，就是像我这种从外省到北京去闯荡事业的人，当然也包括务工经商者，我猜他们是如此规范的。吃饭的时候，就见了另外两位嘉宾，一位就是剧组的编导，再一位是来自东北的按摩小姐，是正规化的那一种职业按摩。当时忽然想走，作家和按摩小姐一起出场做节目，这味道有一些怪怪的，然深入一想，按摩小姐是给人的肉体做的物理按摩，作家也不过是给人做精神按摩的么？又是在同一个社会的大桑拿浴池里。就留下来。
节目做到中间，场上的北京观众就开始声讨令他们心烦得很的外地人，外省人就开始声讨北京人，场面在主持人的有意及煽情话语的调节下，就极其热列，所有的灯都亮得快要爆炸，忽然一位北京姑娘站起来高呼：我坚决不嫁给外地人！北京姑娘的这一声高呼，立时将在座的外省人心情打到了**。这是可怕的，假如这位姑娘将来当了北京市长，她的政策如果没有外省人歧视成分，我是不相信的。
北京人的这种虚荣心理，我想也不过是封建主义户籍制的衍生物，它是基于血缘世袭血统论的集体放大形式，就是从血缘世袭进入到地缘世袭，是一种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缘论主张，比如欧洲贵于其他洲，北京市贵于其他市。但是，里面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如果你是亚洲教授，你可以教育出一批欧罗巴白种学生。
北京人现在是一种馅，北京人尚未对此予以明确表述然他们已经是深刻地体验到了，“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这是对北京的已有概括，不到北京不知道百姓之大，到过北京的人应该清楚后面这句话的意义，正宗的北京老百姓，个个政治局委员似的，有一年我坐大公共汽车，有一位北京小伙子有不文明之举，就遭到一位老北京人的喝斥：你怎么这样不讲文明？你要记住你不是外地人，你是首都人啊！这位老北京的话把一边的我气得脖子歪：外地人不讲文明？算了，要真正跟北京人计较，人都要被活活气死！为什么说北京人是馅呢？就是北京人上面有官，罩得他们很难受，这也罢了，却又有多达三四百万的外省人浩浩荡荡进京安营扎寨，这几百万人是全国各地也就是１３亿人民中间的各种人等的代表，他们相对来说总是在某一个方面有强项，他们在下面顶着北京人难受，一个北京人的位置，就有好几个外省人在后面排队等着，如果不是有户籍制这种保护落后，排斥先进及困扰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措施，北京人就可能走出困境了，不是馅了。但是，现在的北京人就是夹在官僚与与外省人中间的馅，这使他们上不见天，下不着地，但真正考察起来又都是大头百姓一个，在将来总有一天要与外省人进行公平竞争的。
想起１９９４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是听到警笛的声音，几乎是一刻钟到半小时能听到一次，我就产生了一种经验性的反应：北京哪来这么多小偷啊？在地方上的经验就是，警车拉响警笛出发，那多半是追捕小偷的。我就问北京的朋友：北京怎么也有这么多的小偷？北京朋友就笑我啦：你真是土老冒，那是官老爷的车，他们出门就要响警报，但不一定都是官老爷出门，也许是他们的司机或保姆去给他们家买烤鸭呢。有一段时间，北京人就是这么说拉警笛的车的：买烤鸭的来了。
北京人的牢骚指数在全国进行比较，名列前矛不会有问题，北京出租车司机是代言人角色，坐一趟车，就听他们愤怒声讨一通，而源源给他们提供声讨的话语弹药的就是乘车人，因此，他们的口才越来越好，话语也越来越系统化与专业术语化，脱离了简单咒骂的低级情趣，所以外省人出差北京，特别愿意听北京出租司机讲话，认为他们是很有水平。
一般而言，京城的老百姓对事物都是见怪不惊的，改朝换代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大的影响，该遛鸟还是遛鸟，该唱唱西皮流水什么的也就去来上几嗓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见多了去了。原本京城的特点也就是官多，多到县团级的处长多如牛毛，处长太小，他们的大多数也只有骑自行车的份，以至于我的北京朋友说：在六部口的十字路口，有个下午警察抓住１０个骑自行车违章的人，９个是处长，另外一个是副处长。这个方面，我还有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例子，说明处级干部在北京的一般状态。我初到北京的两年是呆在一家报社的，没有工资，编一版报纸给３５元编辑费，主要图的是有一个通讯地址，否则，赚的稿费别人也没法寄给我。报社有个专职收发员，每天把来信分类，发给各人，又把报社的公信投送邮局。因为信多，收发员练就了一手好工夫，到办公室就站在中央，像扔飞镖一样将信准确地扔到各人的桌上，通常都不落地的。但有一段时间，收发员扔信屡屡失准，都落在地上了，他也不拣起来重扔，而是转身就走。特别是象我这种信多的，扔得就惨了。我问同事：怎么回事？同事说：不公平呗，组织部和财务部的收发员都提了处级，但报社的收发员没有提处级，人哪能没有想法？这真是的，不对头啊，不然的话，我也有一份荣耀呀，我可以给人说：给我送信的什么级别知道吗？处级！
官多扰民，这种情况是有的。北京这个城市，交通路线的设计本身就成问题，又加上当年的设计者低估了北京的汽车增长速度，交通设计者认为，到２０００年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会达到４０万辆，但是，实际到１９９６年时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即突破１００万量！这就使以拥有“皇家大道”著称的北京交通拥挤不堪，１９９４年才建起来的一些立交桥不得不炸掉重建，交通问题逐渐上升为北京市的主要问题。在北京市，花一个小时能够到达的上班距离，是在“不算远”的范畴之内，所以北京的许多部门都是九点半钟开始办公，像我这等不需要按点上班的人，就知道要在九点半钟以后出门，这时候公路上才不是那么堵。早晨六点半至九点半钟，你就在北京体验窝牛的行走速度吧，我从丰台桥南去西客站，约８公里路程，如果早晨赶火车，不提前一个半小时那就危险极了。
好在北京一直在修环行线，二环三环四环……据说五环也在开始设计了。但是，就是有环行线了，也不能说万事大吉，还是有预计不到的交通堵塞，比如哪条路来了外宾，哪条路有国家领导人出行，哪条路有人大代表的车队路过……有一回乘坐出租车，司机问我：什么才算清官？那时候电视台正播《宰相刘罗锅》，清官概念又开始困扰老百姓。我说：好好呆在家里别出来吧。我是随口这么应了一声，司机大加赞赏，他认为就是这样，因为官一出来，很多路就限行，这样一天的交通都不顺，就把老百姓困扰得不行。北京确实如此，总是有许多的官员出行、外事往来、庆典会议等等，一弄交通就堵死。做老百姓的，生活不不容易呀，一大早就起来了，匆匆的往单位跑，现在单位都要打卡了，一迟到就扣钱，涨钱又赶不上扣钱，路上塞车就万分着急，恨不能肋上长出两根翅膀飞到单位去。
是的，在北京做老百姓太难了，媒体报道住大房和别墅的有多少是老百姓？有一家三代住十几平米的老百姓总是没有机会上电视镜头的。诚然，泡沫化的房地产还给是北京老百姓带来一些好处，就是拆迁户获得了既得利益。另外，租房户获取的租金也是够其一乐的，吃瓦片者在京都也从来是一件生存要事。相比较住，出行在北京就容易惹起怒火了，住者多以群分，比如钢铁工人都住首钢，又工人住在工人区，经理住在经理区，老死不相往来，行则往往需要照面，则又一律是要百姓让当官的先走。因此，北京老百姓的那一份愤怒心情也是足够可以理解。
奇怪的是，北京千不好万不好，如果能进北京，很多人愿意出巨资，而北京人也是绝不愿意去到外面，哪怕严重缺水，哪怕沙尘暴，哪怕堵车塞车，哪怕路途遥远大城市病……北京人绝不愿意出走，就如那位北京姑娘，她承认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的人都很优秀，但即使找差一点的北京人，心里也踏实一些，因为他们都认同北京，因为北京在首都的名牌下，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建设资源、交通资源、信息资源……都是全国一流的，在这些优等资源的润泽下，北京人生就一身轻松的姿态。谁愿意或者能够适应舍弃上述资源去过一种外省人那种个人奋斗的生活呢？北京人事实上是得到了好处的，虽然不满，这种不满是建设在为这样的好处付出的成本开始多起来的基础上，说白了，北京人是要享受作为首都带来的便利而拒绝增加的不便。
有那么一天，我对一个北京朋友说：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北京人，你就不应该继续呆在紫禁城下生活了，你应该去昌平或者大兴开创一个新北京！因为不仅你所有的牢骚、所有的不满以及你为之付出的生活的成本，其意义都是负面的。比如说，当官的一出行就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外事啦庆典啦人大代表车队啦等等吧，实际上这首都建设起来原本就是干这卖买的呀！如果不是干这买卖，那把国库的钱拿来建设首都干嘛？那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呀，它是要为全国的发展建设提高效率的呀。相反，北京人慢慢悠悠的生活方式，苦巴巴地赖在皇城根下不走的行为，已经大大地降低了中央政府官方运转的效率，给官方带来极大不便，而官方是要为全国负责的，某些方面还要为亚洲区域负责，降低了效率就是给全国的发展建设降低了效率呀。你总不能因为一城的八旗后代以及建筑工人后代的安逸，而要全国人民背负起它的后果吧？
这毫无道理的。北京人口越来越多，造成中央政府的运转效率在普遍降低，北京人往往将其归咎于外省人，但外省人其实是有限的，即便外省人全部撤离北京，北京市仍有一千多万人口，而且没有外省人跟在后面顶着，北京人的办事效率更低，甚至连菜都不能吃上，过春节的时候没有外省人，北京人就惨透了。北京人造成中央政府运转的效率下降，在不觉中反而认为官方扰民过甚，这是很奇特的。北京这个城市，它的定位原本是一切要为中央政府的运转服务，中央政府在北京的转运效率一高，它在全国取的成效放大的倍率十分可观，反之是相反的。北京长久以来，将一个权力中心附议上什么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等等，不仅牵强到离奇的地步，便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且为中央政府带来可能的不便，因为你要弄经济中心，就得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产业一上，就牵涉了是中央政府服从北京地方利益还是北京地方利益服从中央政府利益？
我认为，北京市如果明智，如果想长期留住中央政府住在北京而不迁都，北京就要有长远的计划了，这个计划包括一个最重要的迁市计划在内，即北京市迁到昌平或通州去，当然，迁到房山或密云也是可以的，迁市以后，北京老市区即建设首都特区，这个首都特区只有中央政府、地方办事处、传媒教育业、旅游业、商业、跨国公司及外国办事机构，这样的话，就不论你北京人如何遛鸟走方正步子，也不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效率了。与此相反的是，迁到新区，北京要如何发展经济，想发展什么经济，要发展什么规模，中央政府也是不好干涉了，因为这不再影响中央政府出行，也不影响中央政府的环境，那么，北京市也可以放开来大干了。北京人一方面自己可以赚钱，而不是巴结着中央苦巴巴的要一点国家财政过寄生式生活，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也会减小，形象也慢慢地好起来，重要的是为首都特区的中央政府创造了很方便的条件，提高了效率，这样就不会迫使中央政府产生迁都的念头。非常明显的事实，中央政府一旦迁都，北京的庞大的人口群落与脆弱的经济体系将无以为继。
恰好是这样，北京人应该做拥官模范，那种动不动抱怨当官者扰民生活不该，是没有道理的伪民主意识，假如你是一个保姆，你在雇主家里还要争取一份表决权，还要雇主按照你的作习习惯行事，这是荒诞的一种心态。首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其周边人员是应该为它服务的，这是一种优化组合，与此无关者，应该去它处发展。我记得在以前的建设银行大楼向东北望，是可以看到一个特钢厂的，冒的紫烟。它显然与中央政府的运转没有关系，它就应该撤走，可惜的是它的撤走与此无关，而是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时，发现它冒紫烟，后来才迁走。其实像中国这样一个１３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就是说我们相当于一个欧洲的大国，拥有北京城这样一个首都特区，是不为过的。中央政府像现在这样被密密麻麻拥挤得不能动弹，是一种悲哀。北京市可能也要做十五规划了，我想北京市应该动这个脑筋了，因为这样的话，北京市有多少好地皮可以出售与租赁呀？所以呢，建新北京市不用花一点财政，而新的地皮增值，又会带来经济效益，关键你得迁市，即便是只将行政机构迁去也行，一个新的具有信息时代功能的现代化城市，它的边上又是首都特区，还有天津海港，又哪里可以比的？所以，北京人的委屈是错误的，矫情和无知的，北京应该出走，也试一试自己的生存能力。如果这么好的条件都放弃不作为，那么，中央政府是应该考虑迁都的，我估计其他省份都情愿拿出大块的地皮来给中央政府，并免费给中央建设国家大楼，因为这样的话，会给地方带来源源的财富。
作者：yyskw(2006-08-21 13:34:59)，[首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