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到底该不该救？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镇，过去半年，温州在历经一系列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自杀潮后，资金链之重已不能承受，正走向崩溃边缘。据媒体披露，受国内外形势多变、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

　　于是乎，“救市”呼声再起。并在温家宝总理“温州之行”后，开始达到顶点。

　　此前惯以“无为而治”的浙江温州市政府，此番铁腕出击。9月28日，《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重磅出炉，市委市政府强势要求各银行业机构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的目标，同时，要求银行对中小企业不抽资、不压贷、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等。

　　温州市财政地税系统随后出台了17条财政新规，调整内容主要针对企业兼并重组以及小微企业相关的税收，其中不乏“不征”“免征”“减免”等字眼。

　　更有消息称，浙江方面已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

　　不过，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在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对此予以否认。他透露，初步统计温州有21家银行在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受到牵连，但温州银行业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最多不过“区区数十亿元”，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可能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尽管如此，温州近来的密集动作显示，在出现200多起中小企业主逃逸、有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而跳楼之后，防止温州中小企业倒闭和民间借贷崩盘的重任，还是落到了官方的手中。

　　经过媒体的披露、加工、演化，“官方强势介入”立即引起各界空前关注和激烈争议。

　　舆论争议的关键，恰在于政府该不该向江浙一带资金断裂的企业伸出援手。有评论人士直言，这一场景与2008年的“四万亿”逻辑极其相似，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让人担忧。更有观察人士认为，“温州困境”与近期引人关注的诸多国际事件，如“占领华尔街”、欧债危机等，有着必然联系和较多相似之处：过于贪婪、追逐暴利、迷恋金融……

　　毫无疑问，对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恐伤及实体经济。但对于温州因高利贷引发的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等种种困境，是否需要去救？该怎样救呢？从温州实业困境、占领华尔街、欧债危机等这些热点事件中，我们又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中央和地方的频繁举动，让“眼镜大王”胡福林看到了信心。

　　据媒体披露，因资金链断裂走投无路而出走美国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已于近日回到温州。他表示，希望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努力自救，走出困境，重振企业。

　　此前有消息称，该企业存在的资金债务有：欠银行贷款约7亿多元，欠民间借贷约8亿元，共计约15亿元。

　　胡福林的信心，“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回来了，很多人却对政府此番救市有颇多疑问：到底该不该救温州？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温州此番资金链危机的本质。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今年两会期间曾一针见血指出，温州问题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实业“空心化”。辜今年曾三度赴温州考察，他认为，以实业精神和创业激情著称的温州由于人工、资金、原料、环保成本上升和利润减少，中小企业难做、实体经济难为，很多企业把注意力放到泡沫性的投资。

　　“温州中小企业不存在真正的融资困难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坦言，与融资难相反的是，在过去3年的信贷宽松格局下，多数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远超过实际需求的流动资金贷款，而超出部分自然流向了高利贷或房地产等暴利行业。

　　更加糟糕的是，在中国信贷“二元”格局之下，国有企业充当了资金二道贩子，就连银监会也承认，江浙一带，来自当地担保、投资公司的高利贷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国企沦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这些企业不乏大名鼎鼎的中移动、中石油等巨型央企。

　　如此一来，温州信用危机的实质，相当部分可归咎为，过去几年江浙中小企业“过度融资、过度投资和过渡对外担保”泛滥后，突遇房地产调控和流动性收紧多重夹击下的自食其果。

　　这样的企业值得扶持么？答案是否定的。救助这样的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政府也会因此背负道德风险。

　　事实上，目前地方政府已成为救助的主力。对于政府而言，援助的出发点在于担忧区域性的信用危机有可能演化为全国性、系统性危机。但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评论却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而此番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的目标，同时，温州市政府组织了25个工作组分别进驻25个银行业机构调研。试问，地方政府哪来的如此大权力？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屡因逐利立于潮头、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画出了一条条不规则的抛物线。由是再问：如果不扭转温州中小企业实业空心化背后的制度因子，即便再引入1000亿元银行贷款又能如何？继续炒房、炒煤、炒大蒜么？

　　反对救助温州的人认为，温州目前面临的民间借贷崩盘的风险，完全是咎由自取。

　　其一，在炒作之风盛行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80%。这无疑是赌博，既然是赌博，就没有必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帮赌徒；

　　其二，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房地产调控严厉的情况下，如果去救助这些炒房客，缺乏说服力；

　　其三，即使有一部分民间借贷流入了中小企业，但很多中小企业现在也不做实业，他们利用高利贷的目的是以钱生钱，玩危险的财富传销游戏；

　　其四，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八成以上的人为公务员，这些人通过关系，让银行的资金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扰乱当地金融秩序。

　　诸如此类的质疑，绝非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盛行，以及中小企业纷纷远离实业，实属环境使然。

　　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萎靡。

　　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以温州市为例，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这就是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的结果。

　　这种长期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助涨投机炒作之风。

　　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矿。即使有流入中小企业，在利率奇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做实业赚回来的。中小企业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民间借贷逐渐与实业无关，而成了真正的击鼓传花的赌博。

　　“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经济学家马光远如是说。

　　事实上，自从温州在改革开放中出了名，就是非不断，争论不停。从“八大王高调平反”，到姓“资”姓“社”大讨论，到“温州模式领骚全国”，到“怒其不争的GDP总值”，再到“时待复苏”，温州的发展历史充满传奇色彩。

　　过去，每每历经争议和责难之后，温州总是迎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嬗变。但这一次可能不一样了。

　　近日有报道尖锐地指出，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赖于发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这是一个远比某一具体经济问题严重得多的话题。

　　现代经济中，企业家在实业和其他投资中转换无可厚非，但当这种从主业到房地产，从实业到投机的转移成为一种集体行为，进而成为一种“温州气候”，则无疑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当资本迷恋于炒楼炒钱，还有谁会专注于实业呢？

　　传统上，温州人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般不大涉足虚拟市场而崇尚实业投资。正因如此，才有“温州老板”一说。

　　温州人喜欢当“老板”，视投机取巧为“不务正业”。是实业让温州富裕、发展、繁荣起来，实业也是温州的骄傲和优势。其实温州人很了解，实业是经济的根本，房地产和金融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实业的繁荣之上，温州的经济的转型升级只能靠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只能靠实体经济的再造而非资产领域的虚假繁荣。

　　而目前在温州，商业精神正取而代之工业精神。温州人从生产打火机到炒房放贷的产业升级，使得产业资本不断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而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实业空心化”导致的泡沫经济能繁荣多久呢？

　　中小企业生存难是当下不争的事实。一方面，银行不愿意将钱贷给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在“三荒两高”（电荒、钱荒、人荒，原材料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的现实条件下，中小企业想通过实业赚钱确实困难。过高的融资成本和“比刀片还薄”的获利，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当办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获得超高收益，有多少实业家能耐得住寂寞，继续埋头于吃力又不赚钱的苦生意呢？

　　在虚拟经济勃兴，人民币加速升值、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今天，温州人崇尚实业的精神正受到冷落。温州已然从一个以实业为本、踏实致富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一个投资兴旺、浮躁逐利的经济形态这是环境使然，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又何尝不是当下中国实业的群像？

作者：专心论坛(2011-10-16 13:19:12)，[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