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举报湖北贪官刘志祥遭残酷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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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30日，湖北宜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刘志祥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对其非法所得4000余万元予以追缴。把刘志祥送上法庭的是进城打工的高铁柱和做票务的汪汉林。
如果不是汪汉林4年坚持不懈的举报，恐怕这个腐败大案难以水落石出。然而案件4月判决已过去半年多，汪汉林仍走在上访的路上，这次上访的原因是他尚未获得举报奖励。
11月上旬，北京铁道大厦门口，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位锲而不舍的举报者。
半年前，正值湖北宜昌中院对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开庭审判前夕。汪汉林年过花甲，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皮箱，里面装满了各种举报材料。作为刘志祥腐败大案幕后的最关键举报人，此时他已经和刘志祥斗争了4个年头。
这一次见面，老汪仍以这种形象而来，风尘仆仆。可以想象到，几年来，这个箱子一直陪伴着他，穿梭中央、省委各级党政机关的信访、接待室。
汪汉林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自己住在附近的小旅社里，这次是专门为给中纪委、最高检察院递交上访材料而来。上访的重要内容，除了对刘志祥死缓判决提出申诉，就是要求应有的举报奖励。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一个部门找他具体谈这个问题。
继续上访之路
当天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访室接待了汪汉林的来访。针对汪汉林提出的申诉要求，接待人员表示，按照程序，他应当先找湖北省检察院或者写信到公诉检察厅，因为刘志祥的案子是属于公诉案件；至于举报新的情况，可以写信到最高检举报中心。
此前，汪汉林已经先后上访到了全国人大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中纪委。人大信访办工作人员甚至从电脑上查到了他2002年来访的记录，汪汉林被告知司法申诉应该到最高人民法院。而最高院随后指点他应当去最高检。汪汉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找来找去。
几年的举报，使得他对中央各部委的大门已经非常熟悉。
“我主要是想不通。”汪汉林甚至提出，刘志祥尚有大量资金、财产被转移藏匿，法院只认定了其70%的罪行……
在现有法律程序下，举报人申诉的前景非常渺茫，这使得汪汉林个人的较真显得有些落寞，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果。汪汉林此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来自中纪委对他举报成绩的肯定。
中纪委工作人员亲自给汪汉林开具了一封盖有中纪委公章、给湖北省纪委的介绍信函：“汪汉林举报刘志祥一案，为国家挽回巨大损失。他自己经济有很大困难，希望得到补助和奖励，希望你们认真处理。”
根据法院公布的数据，刘志祥贪污受贿达4000多万元，加上后续相关涉案人员汉口车站原财务科长耿小菊贪污的800万元、原副站长潘莉贪污的60多万元，刘志祥案一共追缴国库的赃款达到5000多万元。
由于刘志祥、潘莉、耿小菊都属于职务犯罪，举报职务犯罪的奖励应由检察院发放。然而，内部人士透露，从刘志祥家中搜出的赃款是湖北省公安厅没收并上缴国库的，并未转给检察院。因此，在具体落实奖励政策上，须由湖北省纪委、省检察院会同省公安厅解决。
“我估计拿到1万块钱奖金就不得了。”汪汉林说，目前湖北省发的最高的一笔奖金是8000块钱。在来京上访的路上，他接到湖北省纪委信访办主任打来的电话，提出“你这么多年举报很辛苦，用了3万多块钱，关于奖金我们正在研究”，表示会给他一点补偿，“主要是精神奖励”。
老汪告诉记者，他这次来京上访行程很紧，可还在百忙之中看了长征70年的纪念展览。
举报者的辛酸
是偶然，也是必然，把汪汉林推到了举报人的位置上。
1945年出生的汪汉林，本来是北京军区军乐团的长号手。1976年，他因在河北演出时遭遇塌方脊椎严重受伤，退伍到原湖北汽车工业公司，又因接待工作需要，与汉口火车站打上了交道。
1997年4月，汉口站的紧俏车票被疯狂倒卖，最高附加手续费竟高至80元。这种状况在其后几年愈演愈烈，高价票背后的猫腻儿被频繁接触票务工作的汪汉林了如指掌。军人的经历让他眼睛里掺不得沙子，从2001年12月起，汪汉林开始了举报刘志祥之路。
2002年7月，汪汉林上北京举报汉口火车站问题。回来后不到一个月，时任汉口站站长的刘志祥找他面谈，盘问其是否和原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人高铁柱在一起举报他。3天后，汪汉林骑自行车路过汉口站桥北新村一个铁路涵洞时，突然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推下路基，纷乱的木棒与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他的身上。一阵暴打后，他装有身份证、相关票据与部分上访材料的公文包也被抢走。
在汪汉林的记忆里，这是他举报生涯里的艰难时刻。
他和老伴早已下岗多年，本来就因为买房欠了别人借款13万元，家里哪里有钱供他上访？此时的汪汉林已是近60岁的人了，自被打伤后走远路都要拄拐杖，老伴又怎忍心看着他去北京奔波？
汪汉林豁出去了。2002年9月，他找战友借了1000块钱，再次到北京上访。
中央纪委领导看到汪汉林被毒打后柱着拐棍上访的情景，十分气愤，当着他的面说：“这还了得，残酷报复举报人，我亲自为你开介绍信，你再上铁道部纪委！”
第二次上京举报期间，高铁柱给汪汉林打来数次电话，告诉他彭支红组织了一帮人到处在找他。为此，汪汉林在北京和郑州滞留了20多天，这才躲过了一劫。
当年12月，高铁柱被害。汪汉林家里也再难平静：总有不明身份的人在他家楼下转悠，甚至敲门询问他的去处；夜里家中电话不停地响起，有人七弯八拐打听他的行踪，有人恐吓他的妻子和女儿。
为了躲避伤害，汪汉林短时间内先后搬家5次。
汪汉林的举报历程充满曲折。2003年5月，刘志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查处，反而被提升为武汉铁路分局的副局长；此时，另一个打击接踵而来——因长期有家不能回、长时间担惊受怕，汪汉林的妻子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在多次劝丈夫无果的情况下，提出了离婚。
汪汉林仍旧无法放弃。他将家里一台洗衣机以120元的价格卖了，再用这笔钱复印了实名举报材料，分别寄给中央领导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
回顾当时心境，汪汉林更愿意将其归结为信仰的力量。“我们是纯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说这话的时候老汪满脸虔诚。
作者：nnslj(2006-11-27 11:10:13)，[首贴]
作者：无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