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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长披露薄熙来事件系列社论刊发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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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演讲,称在薄熙来事件人民日报的评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地的报纸,不管是党报还是都市报,几乎都在头版转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


  今天来,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些人民日报的情况,人民日报的变化和对未来的想法。希望同学们走近人民日报、认识人民日报、了解人民日报。下面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

  一、人民日报的历史担当:

  见证历史发展,推动时代进步。

  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在宽松、多元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恐怕是你们的生存方式,你们不太看报,看报恐怕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你们对人民日报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它很刻板。几年前,我们报社一个年轻编辑在网络论坛发帖征集报道线索,结果却被很多网友跟帖嘲笑、挖苦,让他“很受伤”。当然,没能让年轻读者了解人民日报,这是我们的失职。然而,如果这种习惯性的不屑,是因为不看、不了解,是否也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跟风心态呢?我觉得作为未来中国的栋梁和精英分子,同学们不能不知道人民日报到底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办人民日报的,又是怎样的一群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发生在我们金台园中的几件事。从这几件事中,大家也许可以初步了解一下人民日报。

  近期最受关注的新闻,莫过于薄熙来事件了。在这一事件的宣传报道中,人民日报,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翻开4月11日各地的报纸,不管是党报还是都市报,几乎都在头版转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接下来的两篇评论员文章《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也同样影响巨大。

  这三篇评论,是我们评论部主任带着两个“80后”年轻人,在两天之内拿出的。三篇评论员文章之外,我们还在头版的言论栏目“今日谈”中,连续刊发了8篇相关评论。如果说播发消息只是信息通报,那么这些评论,就是确定基调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统一全党全国思想认识、安定民心稳定大局的作用。这些报道和文章,既及时公开事态,又适时发表观点,显示了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新闻价值和现实针对性,应该能写进政治史、新闻史。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很好地证明了,人民日报仍然是我国主流舆论的首席代表。

  要介绍的第二件事,是一个好消息。明天(27日),在浦东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将要鸣锣上市。人民网总裁廖讲得好,也干得好,人民网这些年确实发展迅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报网融合”趋势之下,人民日报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大众化借助网络平台凝聚成可观的“文化价值”,这才会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在得到网民的认同之后,又得到股民的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日报没有自娱自乐、孤芳自赏,更不是无人喝彩、陷入边缘。

  最近的人民日报一次外事活动,令人想到一位国外政要评价人民日报的一句话:“你可以喜欢它,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赞成它,可以不赞成它,但你必须重视它,研究它。”人民日报是中国的第一大报,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影响力考量确定的世界十大报纸之一。在很多驻华使馆,人民日报订阅量很高。有的国外新闻机构驻华记者,要雇专人给他读人民日报。国外的许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都以人民日报为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本和参照。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人民日报是世界“打量”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人民日报的创新追求:

  从单一到复合,从宣传到传播。

  最近,报社国际部一位年轻编辑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我们一篇国际评论的网络反响。她发现,在环球网的全文转载下,77%的读者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而微博一个知名账户以140字将该文编辑转载,打乱了说理逻辑,没有纳入关键语句,网友的反应就截然不同,55.4%的持否定态度,跟帖半数是发泄不满,甚至有很多不理性、不文明的言论。这位年轻编辑提出,不能把微博这个阵地拱手他让,要主动出击,建立本报官方微博,推介优质作品。这份报告我让印成编委成员阅件,并开编委会专门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进行准备基础上推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一次社内编辑记者培训,有一场讨论同样对我们触动很大。也是一位年轻编辑说,人民日报现在的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但是相对而言仍较少。他举出了我们的“对手”:“微博女王”姚晨,粉丝 1955万,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

  的确,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生态,既要应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也要迎接新兴媒体的挑战;既要参与国内舆论格局的变革,又要参加国际信息传播的竞争。对人民日报而言,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是要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建立现代传播体系。

  与构建传播新格局相对应的,是传播观念的变革和创新。

  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会有失偏颇。2008年,我们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组建时,就提出打通体制内和民间“两个舆论场”,而打通这两个舆论场,传播观念的变革和创新,首当其冲。在这方面,人民日报近年来抓思想、抓深度的探索,最有代表性。

  抓思想的突破口,是评论。去年7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部”署名,推出一组“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包括《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等,今年又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引来强烈反响。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形成社会共识,赢得社会理解、共鸣,已成为人民日报评论引领主流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的主要方式。

  上个世纪50 年代,毛泽东曾批评人民日报不是一流而是二流报纸,因为它不谈理论不谈思想。我们感到如果不在为党立言上有强音,不出思想,不出观念,不出见解,就很难赢得人民日报作为党的言论机关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逐步形成了这样的评论发展格局。这是我们评论发展的路线图:1980年办的今日谈;1989年办的人民论坛;2005年办了人民时评;2010年办了观点版。还有一直以来有着比较强的影响力的任仲平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何振华文章等等,还有国际评论、文艺评论等各部门各版面的评论专栏。

  以“寻找最大公约数”为宗旨的“任仲平文章”。李长春同志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曾风趣地说,要见见“任仲平同志”,向“任仲平同志”问好,其实,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每一篇任仲平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在抓深度方面,近年来人民日报也有不少名牌栏目、代表作品。

  几天前,美国尼尔森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了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因此,有专家称,中国不少网民患上了所谓的“坏消息综合征”。

  我们感到,为弱势群众张目,为社会良知呐喊,值得鼓励,但是,“偏好负面新闻”未必能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真相有时也会在“坏消息效应”中迷失,“习惯性的质疑”可能会伤害推动社会前行的正面力量。这种社会情绪下更需要主流媒体的作为和担当。

  由此,2011年1月,人民日报推出了一个“求证”栏目,以严谨翔实的记者调查,聚焦新闻事件,对一些不实传闻给予澄清。比如最近的《哪些国家提供了免费医疗》,关于这个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发挥驻外记者的作用,从而澄清“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的传言;再比如《“月薪万元缴税6600元”说法不准确》,则在个税调整关键时期,为百姓算了细账,指出传言中的常识性错误。

  在碎阅读的时代,要给出更完整的信息;在浅阅读的时代,要给出更深刻的思想――这是人民日报这些年来新闻探索的心得。我们的理论部有“六个为什么”、有“任理轩”文章,专业部门有以农业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大型综述和各类民生的政策评述,栏目有“人民观察”,在座的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任曹焕荣是这个栏目的“总设计师”,带有探索性质的。还有“热点解读”“政策解读”等一系列深度报道专栏。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这些年也越来越多,仅是同学们比较关心的教育、就业等话题,就有《五问中国教育》,《谁在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

  同时,舆论监督报道也是人民日报的亮色。这是近年来人民日报的一系列舆论监督报道,有《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追问“7・23”事故;《云南体育比赛为何乱象频出》独家披露体育比赛背后的利益驱动,直接促成了当地的专项整改……《人民日报》从来就不是 “幸福报”、“赞歌报”,人民日报老社长范长江对报社同仁说过这样的话:“人民日报应当是目光四射、机动灵敏的思想斗争工具。对于任何错误倾向不加批评,就没有尽到人民日报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的同志没有失职。

  人民日报在传播理念和方式上的追求,也可以表述为两句话“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

  三、寄语与希望:

  发现我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品格。

  今天来跟大家交流的最后一部分,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素养和职业素质?在今天办一份主流报纸,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讲三点心得,与同学们共勉。

  1.面对众声喧哗,打造恒定的价值观。社会转型期,也是体制转型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凸显期。在互联网上做个“愤青”相对容易,“愤青”的存在恐怕在现在也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年轻人需要保持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痛感和批评能力,但13亿中国人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的新生代同时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与党和政府一道,与全体公民一道,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以脚踏实地的理想、持久稳定的价值,来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

  2.面对急功近利,磨炼沉稳的职业观。现代社会,需要宽广的知识结构,复合型的从业技能,职业化和专业化是职场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基石。面对急剧变化的舆论场,新闻工作者同样如此,需要坚强的党性人民性,也需要才气灵气。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有很多名记者、名编辑、老报人。有的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记者,即使做领导了,还喜欢常年在基层奔波,以实践为课堂,拜人民为老师,视新闻为天职,这样的职业观,值得我们学习。

  3.面对浮躁偏激,塑造大气的世界观。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若想位居主流,就得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主流媒体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气度。我们追踪网络帖文,但不能做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关注网民意见,但同时要为网民提供专业判断。办报和做人做事一样,都需一份社会责任、社会关怀,都要有一种大家气象、大家风范。

  (本文是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根据人民网文字实录整理而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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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专心论坛(2012-04-27 11:40:38),[首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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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贺国强下重庆代表团与记者会是中央给薄熙来的两次机会

  薄熙来下台,仅是因为被王立军抖出贪污情事?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在接受《大事件》专访时分析,薄熙来选择投左派之所好、与中央抗衡,又在打黑运动中撼动他人的利益,中央或趁着王立军事件的爆发免去了薄熙来的职务。

  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以及之后的薄熙来落马,为近日中共政坛的两颗震撼弹;王立军为何进入总领馆?薄熙来下台前,中央与薄熙来之间如何“较劲”?此事又如何影响中共十八大人事?《大事件》就此事件专访了杨开煌,杨开煌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专长两岸关系、中共政治、社会主义传播理论、 中共谈判策略研究、中共宣传政策等。

  以下为专访内容:

  大事件:对于王立军事件的起因目前仍众说纷纭,就您所知,王立军为何从重庆“打黑英雄”变成一个“叛国者”?

  杨开煌:整件事的背景应该要从大陆前年开始的社会左右路线之争谈起,薄熙来在其中阴错阳差地被当成左派的希望,他自己也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安稳地入常,乐得被当成左派的希望。

  但事实上,薄熙来不左,他在大连、辽宁都没有唱红的经历,他在重庆也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经营,例如国有企业改造,虽然是黄奇帆主其事,但必须由薄熙来批准此事。

  薄熙来被认为是左派的希望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在高位,第二,他是太子党,第三,他唱红。我认为他的唱红是投机行为,为了投左派之所好,如此又让左派更加依赖薄熙来,两者可说相互利用,这让薄熙来更感骄傲。

  本来中共太子党、官二代就有较高人一等的心态,尤其是文革时受迫害不大的太子党。一般人从基层开始奋斗,相较之下太子党可说含着金汤匙出生,而薄一波在财金方面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王立军事件就是“打黑”问题,海外也有人将“打黑”称为“黑打”,因为它不守法、扩大打击面。本来“打黑”本身没错,我自己去过重庆很多次,重庆市民自己觉得日子确实过得比从前舒适、安稳,以前重庆不只文强,还有黎强,把持重庆市的公车,他猖狂的程度,可以将自己汽车公司集团的车开到市公车的前面,以更低的价格将乘客抢走,使得市公车满街跑却找不到客人,而黎强也不会长期吃亏,等乘客招揽到了,就抬高价格。这在共产党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

  文强更不用说,曾带人到酒店杀人,造成老百姓心里不安,因此“打黑”本身没问题,但任何一种政策如果用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企图短期内博得人们的喝采,从而成为一种风气的话,这风气一定会走偏,因为它不是一个客观、理性、具有法治基础的政治行为,它只是利用民众的热情,会让民众把自己的私人恩怨也参杂进去。

  “打黑”变成一种运动后,一定会涉及到别人的利益。如果打到有中央关系的,例如与前几任市委书记贺国强、汪洋等人有关系的,就可能出问题。贺国强、汪洋都还在位子上,所以被打的人会想投诉,如果投诉汪洋,还可以叫你到广东来,但如果打到贺国强所培植的人呢?他当然不高兴,而薄熙来又比较骄傲,仗着自己根正苗红,前头的人更不会甘愿。

  但逐渐的,薄熙来或许发现“打黑”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必须找一个替罪羊。如果找小的,别人不会善罢干休,所以要找一个能让人觉得薄熙来给足面子的人,在此情况下,王立军就被牺牲了。王立军本身是否很干净,我们不晓得,不过王立军说有人花500万买他的人头,因此对王立军来说,没有公安头子的头衔来保护,就是暴露在鳄鱼群之中。

  薄熙来这样的太子党还多半认为那是人家该得的,对此毫不留情,王立军或许认为当初帮薄熙来卖命,现在薄熙来却不肯回过头保自己的性命,当然要让薄熙来也被牵连其中。我相信外传的谷开来、薄瓜瓜的贪污都是小事,否则要贪多少,才能像中央处理陈良宇那样?陈良宇案、陈希同案背后本来就是权力斗争,贪污永远是领导要整肃你的一个藉口,它不会是得罪别人的最主要罪状,而且以薄熙来太子党的身份,加上退下后仍保有政治局的待遇,实在不需要做贪污之事。

  大事件:所以薄熙来下台的主因是?

  杨开煌:我认为王立军手上掌握的材料不是贪,而是当初他跟薄熙来很要好时,听得了一些政坛的事,可能王立军也知道必须握得一些证据来自保,所以录了音,比如据说薄熙来很瞧不起胡锦涛总书记,从来不称“胡”,而是称“古月”,所以海外才传言薄熙来对中央领导人不服,以及有拿下习近平的野心。

  胡温得知薄熙来的言行后,肯定不高兴,但不高兴还不至于快速把薄熙来处理掉,中央首先希望薄熙来认错。

  大事件:有说法认为温家宝在3月14日召开记者会前,中央就已经决定免去薄熙来的职务,您的看法是?

  杨开煌:虽然中央暂时不动他,但我相信中央在人大两会开会前,已经做好决定,只是如果在薄熙来还在重庆时,就到重庆宣部免职,可能会引发一些骚动,所以两会期间中央又给了薄熙来两次机会,一次是贺国探视重庆代表团的时候。

  贺国强在重庆人大代表团的讲话多次提到中央历来对重庆的关怀与爱护,也提到过去胡锦涛到重庆人大代表团参与分组讨论时所提出的四点要求(314指示),之后薄熙来也表示,314指示与温家宝的国务院三号文件都是重庆发展的“宝贝”(《重庆日报》将其修改为“法宝”),不过薄熙来那天没提到中央,甚至暗中与贺国强较劲,表示现在重庆所做的,都是历任书记、特别是贺国强当时要做的事,如平安重庆、绿色重庆,最后才勉强提到胡温的指示与文件,这表示薄熙来不肯屈服。

  媒体注意到第二天所发布的讯息,照片与内文不太一致,这样的会议,一定是贺国强跟薄熙来的握手照,但发出的照片却是贺国强与黄奇帆的握手照,薄熙来站在一旁,这是违反中国大陆新闻处理常规的,代表中央不认可薄熙来在当天的讲话。(下图)

  待3月10号薄熙来开记者会,他的态度就更清楚了,薄熙来指出有人对自己家人泼脏水,又说胡锦涛终究会到重庆看一看,等于将了胡锦涛一军,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授权,部下怎么能说长官一定会到重庆?隔天中央的报纸都没提薄熙来谈及王立军事件的内容,这个记者会,也是中央给薄熙来的第二次机会。

  大事件: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记者会上,最终“等”到路透社记者提出与王立军事件有关的问题,该记者询问温家宝如何看待这个事件,以及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温家宝则认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且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一番话,如何反映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态度?

  杨开煌:用中央的术语来看,薄熙来就是“死不悔改”,25个政治局委员都知道彼此的恩怨,如果这时还处理不了薄熙来,别人会怎么看?所以逼得中央在人大结束的第二天就要处理这件事。我认为中央安排了路透社记者向温家宝发问,温家宝也讲了两段非常重要的话,第一段是希望“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等于当着大家的面打了薄熙来一个耳光,有时打耳光只是打给众人看的,但温家宝这段话深切反映出“这个人我不认”的意思,接着温家宝又说了关于改革开放的话,代表中央的路线是中间偏右,不是薄熙来左的路线。

  温家宝的话等于给薄熙来定性,第一,你没有深切反省,第二,你我之间的矛盾是路线之争,是中国要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央当然要处理,否则中国的力量就分散了,如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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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名访客:218.106.146.174(来自:福建省福州市 联通)(2012-04-27 12: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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