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文革中期坦言:我不能反潮流 但总能抗潮流

　　近日，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口述、周海滨整理的文章发表，记录了胡耀邦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摘编如下：

　　胡耀邦的牢骚话

　　1952年7月，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上京时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人们风传他要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务副部长，他十分兴奋。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从外边回来，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

　　事后听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

　　1966年8月，我父亲被停职打倒。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他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做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地一声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父子俩的辩论

　　“文革”初期，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父亲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儿也开始了。 1971年，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失业”何必说成“待业”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父亲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

　　6月13日、14日、15日3天，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有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据《新民周刊》)

作者：专心论坛(2012-04-07 07:45:56)，[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