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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批准梁思成入党 为何几年没能落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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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具体因为什么,延缓了梁思成入党的时间?南都记者在采访中获得的几个说法是:梁思成那些年社会活动很多,已不大过问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加之其“复古主义”受批判时,也多少牵连清华大学领导,所以清华大学对其入党并不很积极。至于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曾因新楼房的建造而作检讨,梁思成“双百”时期批评该楼 “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令该领导不爽。有一次,该市委领导前往清华大学时,曾有人提及发展梁思成入党的事,但该领导说:发展他干什么?!事情于是又耽搁下来。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06月29日A20版,作者:韩福东,王腾腾,原题:《热爱“大屋顶”对党亦真诚》

  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梁思成与某些决策者有相当大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信奉与追随者。

  ――林洙

  梁思成的忠诚,党内亦清楚得很。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复古主义建筑理念遭批判时,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内部会议上,有人说梁思成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但在座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他这人爱国。

  195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纷纷提出入党的要求。北京市从1958年初到目前止,已有5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中央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吸收了710名优秀分子入党。

  这篇报道在标题中特别点了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名字。

  梁思成于1956年2月6日提交入党申请书,历经3年,终于在1959年1月正式入党。他要求入党时,正值自己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受到举国批判之际,他正式入党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大跃进”进入高潮阶段。

  于梁思成而言,他那时尚沉浸在对经济崛起和国力复生的喜悦中,虽有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建筑理念不认同,但对党的忠诚仍可鉴天地。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对南都记者说,直到梁思成1972年去世,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仍大体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他与某些决策者有相当大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信奉与追随者。

  作为院士,他选择留在大陆

  1947年9月,在美国讲学的梁思成回到了中国。这一年,他46周岁。临行时,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和其他一些朋友劝他: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说梁思成把家人都接到美国去。

  梁思成没有听这些美国朋友的话。“人家都给他找好工作了,美国很多单位都要聘他。他就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共产党也要盖房子,还是回到祖国去,为我的祖国盖房子吧。他当时想得很简单。”林洙说。

  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龚澎。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费正清夫人、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的费慰梅介绍龚澎前来看望梁思成。龚澎对他说,共产党愿意结识一些学者,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听听他们的看法。讲一口流利英语、衣着淡雅入时的龚澎给梁思成留下良好印象,他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从费慰梅处得知梁思成情况后,特地派龚澎与其接触的。

  费慰梅在所著《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梁思成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一心挂在个人事业上,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

  梁思成在国内的朋友圈子,当时主要是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包括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以及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

  梁思成因为任职中国营造学社的关系,常向教育部或财政部申请经费,因此与国民党头面人物如陈立夫、孔祥熙、朱家骅等人多有接触。不过,梁思成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据林洙介绍,教育部曾打算让他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及代表教育部赴昆明善后闻一多遇刺事件,均被他谢绝。

  林洙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见证了他无数次的检讨,两人也推心置腹谈及过往,故林洙对梁思成的政治思想理路比较清楚。“解放前除了那些被国民党重用的御用文人以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了。非常失望。觉得国家这样下去不行的。梁思成也是对国民党抱这样的一个态度。”

  梁思成回国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后来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刘小石,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在1947年听了梁思成的一次演讲后,被深深吸引,决定从其他院系转到建筑系。

  北平(北京)此时仍为国民党所把持,但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军事对抗中掌握主动。1948年3月,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院士。这一年8月,他去南京参加了中研院创建20周年庆。这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前,与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教授共404人,联名发表抗议国民党制造“七五血案”屠杀东北学生的宣言。

  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在北平解放前夕,学者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找到梁思成,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的位置,以防和谈破裂后攻城破坏古建筑,还让他在最短时间编出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的简目。梁思成后来屡屡对林洙提及这一个多小时的接触,解放军代表离开前所说的“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拉近了他与共产党的距离。

  此前不热衷政治的梁思成,在1949年春天,参与了对蒋介石政权运送故宫等珍贵文物赴台的声讨。他们在宣言中称,“窃国大盗蒋介石及其党徒,滨临末路,转益疯狂,竟甘心葬送国权、毁灭文化。”“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

  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选择留在了大陆。刚从上海一所中学毕业的林洙,这一年来到了北京,开始进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生活世界。但她没有如预期那样进入大学。

  “本来我可以去上大学,可为什么我放弃了?当时看那些宣传,我就觉得以后共产主义社会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我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如把精力放到工作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林洙对南都记者说。

  新中国成立前后,到处充斥着梁思成、林洙这样对共产党抱有好感与期望的人。

  历史的确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建筑理念不同跟彭真顶牛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感受到共产党对自己的重视。他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成员,他主持改建设计了怀仁堂,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梁思成可以就具体问题直接向周恩来建言,也常常接受中央领导人的咨询。

  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参加政协讨论回来,曾对学生们兴高采烈谈起过:“他很兴奋,说参加讨论国旗方案时,毛主席早早就过去等着他们开会的人,走过来跟他们握手。他就对比,说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也到北平来过,也把大家叫过去接见。但他们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阵香气,宋美龄来了。宋美龄站在中间,大家去跟她握手。宋美龄甩了一段英文,后来蒋介石才来。”

  梁思成还曾受邀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建设局长,但与对待国民党教育部一样,他谢绝了。1956年,他在给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写信时,曾提及这段经历: “我因为过去没有做过‘官’,也自知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又怕做‘官’就不‘清高’了,将为朋友们所讥笑,所以谢绝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北京市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积极参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北京市长彭真发生过多次争吵。“梁思成曾经跟彭真顶牛,说你政治上比我先进50年,我业务上比你先进50年。彭真说,他越跟我吵,我越跟他好,喜欢他。彭真知道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北京市对梁思成很器重的,他的妻子林徽因(1955年)去世,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点劲都没有费,北京市政府把全部工作都包下来了,很友好的。”

  梁思成与彭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他曾对林洙提起过,彭真第一次见到他时,得知他是梁启超的儿子,接连引用了两句梁启超的话:“梁启超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又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进一步表示,“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使他一开始就对彭真有很大好感。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梁启超就已经作为改良主义的反面人物来批判了。林洙与梁思成结婚之后,梁思成基本上从来不跟她提起自己的父亲,“提的话只是提他童年的时候,父亲怎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爱国的梁思成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美帝国主义”。“那时他确实觉得美国很坏了。前半生和他关系很好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抗美援朝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出兵朝鲜是侵略行为。梁思成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你们组织联合国军队来,你们才是侵略,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敌人。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和费正清通信了。”林洙说。

  这时,梁思成为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常委。1951年,梁思成参加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触动很大。

  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梁思成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内称:“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大屋顶”理念受批判

  在建筑与古城保护上,梁思成有自己的坚定主张。他在这一领域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就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定,他要求保护北京三座门、牌楼、城墙和庆寿寺双塔等文物建筑的建议,均告失败。但在梁思成等人的努力下,北海团城等古迹得以保存。

  在梁思成1950年生病休养半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有职无权’的副主任”。但他仍保持了很大的工作积极性。

  “梁先生反对拆除古建筑,他不是一般的反对,他知道领导要拆,他也要反对,坚决地反对。不像有些学者,领导说了不同意见后马上就改变立场了,他不会的,他是一个不一般的学者。”刘小石对南都记者说。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并借鉴了苏联当时流行的建筑理念,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工作方向。两年之后,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理念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归纳――“大屋顶”。

  在1955年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时,刘小石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刘小石说,中央为此成立了一个批梁工作小组。刘小石也列席他们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

  这个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位于北京日报。工作小组组织了十几个人,在颐和园畅观堂写文章批判梁思成,其中包括刘小石。据刘小石回忆,他们在畅观堂呆了一两个月,最后写了十几篇文章,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挑了两篇准备发表,一篇是建设部工业设计院院长汪季奇所写,另一篇作者是刘小石。不过后来彭真又说,这个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文章的话,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彭真认为梁思成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就推迟发表。这不是不批,是延缓批判。”

  刘小石说,有一个写作小组成员,没有通过组织,自己把文章弄到学习杂志发表,结果挨了一顿批。在这之后,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曾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写作组的文章和其他几篇非写作组的批梁文章,拿给梁思成看,告诉他有这么多人批判他。

  “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万里拿文章给他看是计划好的,但梁思成发言检讨是没有计划的。结果梁思成半天就写了一个检讨。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彭真找了几个人,有我,还有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范谨,范谨拿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刘小石回忆,“梁思成检讨见报后,毛主席看到了,就跟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

  “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梁思成发言检讨的题目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这篇发言后来登载在1956年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梁思成说:“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他表示,“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林洙说,梁思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对他的批判,“后来彭真把他接到家里去,跟他长谈了一次,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建筑由于修大屋顶,浪费了多少钱。从这以后,梁思成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国家经济上的一个浪费。”

  在全国政协刚刚进行完检讨,梁思成就写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是民盟中央常委,但当时已允许民主党派加入中共。2月6日,他被告知当晚将参加一个有毛泽东在座的宴会,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由周恩来传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周恩来当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毛泽东2月24日批示:“彭真: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

  此后不久,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梁思成也在一片高亢的情绪中,提出一些意见。他后来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他还批评北京市委新建的大楼,“不可一世”、“大而无当”、“铺张浪费”,“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

  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共产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时,他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对林洙说:尽管共产党曾批判过我,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

  所以在中共中央决定整风时,梁思成立刻响应。他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很多人学习的对象。他说:“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我觉得他写这篇文章的心态是很真诚的。因为他是一个很重点的统战对象,经常能听到各级领导的统战报告,内容都是讲从1949年以来,比如说纺织业、教育、文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的报告,一年甚至好几次。梁思成对这些报告很认真地记录,他的笔记本有70多本,60%是作这个记录的。正因为他一直听了那么多的报告,他一直相信共产党能够把中国领导好。因为国民党领导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领导国家走上一个富强的道路。解放以后呢,起码当时宣称没有失业了,尽管大家都很穷,可是贫富差距不大……”林洙说。

  梁思成未被划成右派。

  “他这人爱国”

  不过,梁思成入党的事,在1956年毛泽东批示之后,却长期没有下文。

  梁思成后来曾跟林洙说过,写入党申请书时,他连中共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类似的话,他也对刘小石说过,“他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回来就跟我讲: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给周恩来,要他转交给毛主席看。”

  刘小石说,当时入党审批很严格,“写申请书后,两三年没有入党很正常的,七八年都有。但是毛泽东都批了,还不发展梁思成,这就有点不正常。”

  具体因为什么,延缓了梁思成入党的时间?南都记者在采访中获得的几个说法是:梁思成那些年社会活动很多,已不大过问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加之其 “复古主义”受批判时,也多少牵连清华大学领导,所以清华大学对其入党并不很积极。至于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曾因新楼房的建造而作检讨,梁思成“双百”时期批评该楼“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令该领导不爽。有一次,该市委领导前往清华大学时,曾有人提及发展梁思成入党的事,但该领导说:发展他干什么?!事情于是又耽搁下来。

  “这个事情后来彭真发了很大的火,认为拖了。怪到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了,认为清华不积极。”刘小石说,1958年下半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周总理要看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他前去汇报,在武汉见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蒋南翔和我讲,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次中央要发展四个知识分子入党,包括李四光,也包括梁思成。”

  蒋南翔让刘小石办这个事,刘小石回京后就找到正在医院医病的梁思成,让他先写自传。梁思成的入党程序开始加速。梁思成主动要求刘小石做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并于1959年1月8日正式入党。

  谈及梁思成对中共的态度,刘小石认为他确实足够忠诚,爱国爱党。“梁思成之前看到国家都快垮台了,而共产党能够把中国统一,把中国建设好,别人也不敢打我们了,他就很佩服。”

  梁思成的忠诚,党内亦清楚得很。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复古主义建筑理念遭批判时,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内部会议上,有人说梁思成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但在座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他这人爱国。1955年夏天,中央正组织人要批判梁思成时,北京市委接到匿名信,举报梁思成在清华有一个反党集团。“闹得气氛有点紧张,蒋南翔说梁思成在清华没有反党小集团,给顶了回去。大家都知道没有。”

  林洙回忆,“文革”期间,在音乐家马思聪“叛逃”的消息传出后,她曾问过正受批斗的梁思成的感受,梁思成说: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梁思成生命的后期,仍关心国家大事,林洙每天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她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本书中说:“如果有人问我,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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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专心论坛(2011-10-10 09:11:32),[首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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