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官场丰收 暗示中共调整用人策略
应该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痛楚”后，湖南人再次找到了兴奋的感觉。因为几十年来，湖南的主官鲜有真正被提拔重用的，但这次，张春贤的入主乌鲁木齐，是明摆着的重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一个普通的副总理；而周强在经历12年正部级实职的徘徊后，这次也终于实现了飞跃性的一跳----虽然同为正部级，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重要程度却有很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官场这次实现了罕见的“大丰收”。
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前述三起新闻事件的内在关系，但三者恰恰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在湖南----这个近年来努力推行新政，一改过去落后局面的中部省份，法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良性互动过程，并由此有了这次湖南官场的“大丰收”。
毫无疑问，湖南人均收入的大力增长，是该省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这其中既有湖南省委正确决策努力调结构、保增长、保民生的功绩，也离不来省政府作为经济工作决策执行者的努力。在这一努力的背后，恰恰就是全省行政系统基于法治理念，走向权力有限化、运行规范化、理念民本化和工作服务化的变革历程。
就在这次湖南主动约束自身权力、规范自由裁量权之前一年，也是湖南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第一个省级《行政程序规定》，两部地方规章，有效地将地方行政权力装进了“笼子”里，并使得这种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合法、合理。
关注法治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法治标准之一，就是依法行政的水平，而衡量依法行政的标准，首推行政程序的规范性和标准性。湖南省出台的行政程序规定和限制自由裁量权规定，恰恰解决了当前行政执法领域两个最为严重的问题----程序和标准。因此可以说，在推进法治进程打造法治政府方面，湖南省已经在全国领先一大步。
行政法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正如湖南省长周强所言：“法治也是生产力。”
从法学的角度看，规范的执法培养了严谨的秩序，避免了合法利益的受损，从而增进了人的行为自由度，使人们的行为期待可能性成为现实，这更能激发人的创造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规则意识和规范的环境，使经济的运转有了更多安全保障，无论是市场的流通领域，还是各经济要素的市场化方面，都需要规范的秩序环境。在稳定的、规范的秩序下，市场的培育和经济的发展才有了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中国近十多年以来最大的矛盾，就是法治和反法治的矛盾，它直接导致了当前一些地方民怨沸腾，社会管理失控。要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不是以专政的办法压制民众正当诉求和正当权益，而是严格约束行政权力，防范行政权的脱羁。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集中到一句话----打造法治政府。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3月，中国国务院明确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多年以来，“法治政府”的概念日渐明晰并深入人心，但如何打造法治政府，还一直在矛盾中煎熬，在探索中前行。所幸的是，湖南在这方面为中国摸索了一条可贵的道路。
湖南近年来在打造法治政府方面的努力，既是省委贯彻中共中央精神的成果，也是历史、人文、经济和现实矛盾等多重因素作用的必然，还和湖南省长周强的作为不无关系。1978年至1985年，周强在有“中国法治摇篮”美誉的西南政法学院，从本科读到硕士毕业，此后又在司法部工作十年，官至法制司司长。这段时期，正是中国从乱到治并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的过程。通过浏览他的一些讲话，能够感觉到这位法律科班出身者内心浓郁的“法治情怀”。
作者：专心论坛(2010-05-09 09:45:38)，[首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