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老总宗庆后的爱国民族主义需反思(图)

　　今年4月，达能集团与宗庆后在娃哈哈合资企业问题上的矛盾在媒体公开化，此后双方冲突日益激烈。最新的进展是，宗庆后向达能提出辞职，达能接受其辞职并由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接任董事长。宗庆后随即发布言辞激烈的公开信，直数达能十大“罪状”。

　　究竟是达能公司仗势欺人、试图强行收购宗氏股份，还是宗庆后违反合资条款，非法生产、销售达能产品，局外人难辨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过，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一方面，达能集团一直强调，双方应当遵守当初签订的合资合同条款，在宗庆后对此置之不理后，则首先向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申请仲裁该纠纷，继而又在美国法院向宗庆后女儿旗下公司提起法律诉讼——这两地均属第三国，仅此一点即显示出达能的布置十分精心细致。除了这些动作及例行的声明之外，达能公司相当低调。

　　宗庆后则十分高调。他首先在公众媒体上大声疾呼，警告民族品牌将要沦陷，这种说法在媒体上激起强烈反响，毕竟，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诉诸民族情感，就总是能够动员起强大的支持。这次他又发表公开信，痛斥达能集团各种罪状。更有趣的是，娃哈哈的经销商、业务员等等也纷纷发表声明，不少地方政府也声援宗庆后。不过，不管怎样，一起商业纠纷已经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

　　这是部分中国企业家的典型行为模式。宗庆后是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代创业者的典型。经历了商业文化的断裂之后，他们从头开始。他们所能学习的唯一模板就是政治的运作方式。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他们习惯于一人独裁的人治，依赖自己的人格魅力及出色权谋，而不是稳定的规则。他们就是企业内部规则的创建者，当然不会把任何规则放在眼里。　　

　　宗庆后（右）与他难以割舍的娃哈哈

　　在代表企业对外发言时，他们喜欢高谈企业对社会的贡献，高谈自己对官员政绩的价值，在营销过程中则大打“自主品牌”牌。当然，这类话语也广受欢迎，因为，对于政府来说，企业的发展壮大确实是一件有助于增加自身政绩的事情，因而，他们乐意与强人企业家建立密切关系，而这也正是强人企业家扩张业务的重要支持。普通民众作为消费者时计算的是自己收益的最大化，但在公共空间中，则多少表现出民族主义，在这类企业家与外方发生冲突时本能地站在自家企业家一边，让他们有一种一呼百应的英雄感觉。

　　可以说，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商业环境中，宗庆后这样的强人企业家深谙商业的政治化操作手法。在企业合资、自己成小股东之后，仍保持了一人独裁的强势作风。而一旦与合作伙伴发生冲突，则本能地用起了商业的政治化操作手法。

　　就个案来说，达能诉诸独立仲裁和司法裁决，与宗庆后的政治化操作手法，都是企业家基于自身约束条件而采取的旨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如果在法国，达能也很可能诉诸政治化的操作手法。毕竟，这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经济爱国主义。

　　严重的问题是：放眼中国企业界，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只熟悉商业的政治化操作手法，而无人掌握达能那种比较专业的法律操作手法，甚至没有多少人具有学习这种操作手法的意愿。国内企业之间发生冲突，企业家们也习惯于找关系，习惯于作阴谋论的解释，习惯于将对方从道德上予以否定，利用媒体相互攻击，将个人的得失与某种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

　　这确实不能完全怪罪企业家。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严重地行政化，成长于这种环境中的企业家，更相信实力，而不相信规则。他们更相信权谋，而不相信合同约定。他们会利用官员的权力来解决自己的难题，当然要将自己个人的得失与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在现有制度背景下，这种行为模式确实是有效率的，人们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但一旦与成熟法治环境中发育出来的商业惯例相遭遇，就会形成十分刺眼的对比。

　　在全球化时代，商业的政治化操作手法显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不要说与外国企业合作、交易，即便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这种操作手法也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每个企业家都以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但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却相对较高。

　　市场体系要正常运转，首先需要企业家们像企业家那样行事，比如信守合同，尊重合作伙伴，尊重规则，尤其是与政府保持距离。当然，企业家的特定行为模式直接取决于其成长的具体制度环境。假如人们希望企业家遵守规则、信守合同，那社会本身就应当是法治的；假如人们希望企业谨守企业的本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商言商，那就需要政府与企业间不存在亲密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才有可能逐渐成长起一代相对纯粹的企业家群体。

作者：专心论坛(2007-06-10 14:10:30)，[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