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中产的中国老板们
我和方兴东约在上午10点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的公司总部──北京西北部大学区一个名为“创业广场”的地方。
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个小院子，我进门时，正好赶上一批建筑工人扒院门，因为我已经有些迟到，所以我就不顾劝阻，冲过门去，但心中未免有些嘀咕：院门千万别在我进门时倒塌啊！
方兴东在摆设简朴的办公室里与我握手，寒暄，交换名片。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递给我两张：一张是“博客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另一张是“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兼董事长。
我们聊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见他之前，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文如其人”这句话显然不适用于他，他行文有条有理，文采飞扬，但他讲话却有些急不择词，言不达意，但不管怎么说，他很健谈，滔滔不绝，像赶路一样匆匆说着，直到遇上了我的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自我定位的？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呢，还是属于精英阶层？”
他愣在那里，愣了十来秒钟，然后尴尬地笑着说：“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很快他又找回了自己：“说实话，我现在的正式身份还是学生，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答辩。每年新学期开学，我还要拿着研究生证，回到清华大学去注册。但政府现在鼓励学生创业，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两家公司。”
老板也是中产？
“魏城先生：
你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系列文章有典型意义吗？？？你几乎写的都是超级老板，是橄榄的尖端，不是中间部分，属于资产阶级了吧！”
这是我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之六发表后，一位读者给我写的电子邮件。
三个问号，凸现了这位读者疑问的强度；“超级老板”，指的大概是《言之不早的新世纪》一文中的主人公陈年。陈年过去是企业高管，现在的确是“老板”。更不好意思的是，这一集我还要写“老板”：上一集是“年代子系列”的最后一集，顺便写到了“老板”；这一集是“职业子系列”的第一集，专门写“老板”。
我迟疑了几天，然后给这位读者回了信──
“谢谢你的来信！
中国目前还是把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划为中产阶级，所以我也采访了一些老板。陈年新创建的‘我有网’不能算大型企业，所以我写了他。
周一的这一集我还是写中小企业的老板，但余下的几集我想写写企业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师、文化人等。
谢谢你的指点！”
其实，什么样的“老板”算中产，我现在仍然吃不准；复信结尾的“谢谢你的指点！”也不是客套话，因为这位读者的质疑确实逼着我思考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后来我觉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好好探讨一下，甚至值得自成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老板也有大小，身价数十亿的大老板，无论中外，都不能算“中产”，肯定属于这位读者说的“资产阶级”；至于小老板，在中国其实就是个体户，或雇几个帮手的小业主，其中不少人谋生艰难，能否划入“中产”尚成疑问，更别谈什么“资产阶级”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概那些不大不小、企业规模介于中间的老板，在中国才应算“中产”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列举了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几大社会构成，名列第一、第二的就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以及某些经营状况尚属不错的小业主、小商贩和其他类型的个体户。周晓虹还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达到243.5 万户，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人，个体户总户数则达2377.5万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也对我说，中产阶层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产的，一部分是被雇佣的，第一部分人在国外就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农场主，在中国就是中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第二部分人就是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
该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则认为，界定企业家所属社会阶层的标准，除了企业规模之外，还有一个标准：那些关注于个人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企业家通常属于“中间阶层”，而那些通过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来实现个人价值的企业家则是“精英阶层”。
张宛丽拒绝使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类概念。
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也采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大大小小各类老板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与许多高级白领忙不迭地否认自己是“中产”不同，这些老板们通常都会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过是个“中产”。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怕露富的“中庸”文化？也许是因为“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对“社改”、对“文革”依然清晰、鲜亮的历史记忆？也许是因为“资产阶级”或“精英”这类词蕴藏了太多的政治含义？总之，中国的白领更认同“小资”，中国的老板更认同“中产”，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中国更不存在“大资”（资产阶级），至少没人敢认领这顶在“失物招领处”积尘了三十年的帽子。
“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平均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直侃侃而谈的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面对我这个问题，一下子卡壳了。
为了避免冷场，我马上补充说：“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那我就选择不回答吧。”洪晃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洪晃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CEO”，但她手下的人都管她叫“老板”。不管她的身份究竟是该公司的出资人，还是领薪水的高管，也不管她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中产”：“从收入上来讲，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不仅如此，用她的话说，她编的几本杂志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们编的《乐》杂志，主要就是谈论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
不过，洪晃又补充说，“收入是中产，并不意味着我也具有中产阶级心态。在意识形态上，我也许更认同无产阶级。虽然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中产阶级，但因为我搞的是创意产业，我必须比中产阶级超前一些，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常是保守的。”
姜强的名片上也写着“CEO”，但他肯定是他名下几家公司的主要股东。
在北京东部时尚的“中央商务区”（CBD），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商住两用物业群，名为“现代城”。我和姜强就在“现代城”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约谈。
如果按通常的看法，姜强早已超越“中产”：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曾经把他与陈天桥、丁磊等人并列，写入“2003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志”；他在 1994年创办的山东宏智广告公司，其经营业绩早在1999年就已位居中国民营广告公司首位；2003年1月，宏智广告集团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借壳上市，开创了中国民营广告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但一贯低调的姜强，却不认为自己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咱最多算个中产，”他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他甚至不把自己看作“企业家”，“咱就是个做企业的，”他淡淡地说。
姜强是山东济南人，原来在大学当教师，1992年，也就是邓小平南巡那一年，姜强下海，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在随后商海浮沉的14年中，姜强的经营范围，从电脑跳到广告，又从广告跳到手机电视；他的公司总部，也从山东济南搬迁到北京；他名下的公司，名字也不断变幻，最新创办的公司叫“中网视讯”，办公室就在我们所在的咖啡馆的楼上。不过，用姜强的话说，在他那看似大跨度的经商轨迹跳跃中，又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我这些年来做的，都是广义的传媒，大传媒。” 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
尽管姜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但中国学者仍然把他和像他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划为中产阶级，其理由有二：其一，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总体而言仍然相对较低，其社会影响也相对较弱；其二，这些民营企业家本人均不认同“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而更认同中产阶级。
如果说姜强都属于“中产阶级”，那李恭觉和巨国青这对夫妇就更谈不上“资产阶级”了。
李恭觉和巨国青如今在北京古玩城开着一家“夫妻店”，他们约我“到店里聊聊”。
我真没想到，北京古玩城有这么多店铺！他们告我，店在四层，但我在四楼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了他们那不起眼的小店。之所以说“小”，是因为店铺里除了只容两人站立的柜台和只容三、四个顾客观赏的前厅之外，并没有太多摆放古玩展品的空间，前厅后面的休息隔间更小，只能容一人正襟危坐，前去采访的我，只好坐在连接前厅和休息隔间的一条狭窄的通道之中，调过头去先与太太谈谈，转过头来再和先生聊聊。
这对夫妻也是山东济南人，丈夫李恭觉原来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妻子巨国青则在山东大学外文系学英语，2001年，女方大学毕业后，两人决定自己创业：去北京，开一家古玩店，“好好地利用一把”中国中产阶级中新兴起的古玩热！
在古玩界，他们算是半路出家，但他们潜心钻研，后来居上，终于成为业内公认的行家，尤其在元代青花瓷领域，他们如今已小有名气。巨国青对我说：“自 2001年开店以来，我们前两年主要是投入，不赚钱，从第三年，我们开始赚钱了。我们如今已经在北京买了价格200多万元的房子。”
推翻“门墙”的博客
方兴东的名气，显然比李恭觉和巨国青大得多，但他四年前创办的博客网至今尚未赚钱。
“我们一直靠风险投资维持公司的运转，确切地说，我们目前仍在烧钱，但估计从明年开始，我们就应该赚钱了。”坐在堆满了书的办公桌后，方兴东对我说。
说到这里，楼外“轰”的一声巨响，淹没了方兴东后来介绍的关于博客网如何赚钱的设想──噢，“创业广场”的院门终于被推倒了。
方兴东被《南方周末》冠为中国的“网络旗手”，被《中国计算机报》评为“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十大人物”，更被网民称为中国的“博客教父”，甚至“博客” 这个译名的最早出处，也来自他和他的创业搭档。但穿过这些“闪着光、带着响”的称号，我看到的，却仍然是一个每逢新学年需要赶回学校注册的学生。
方兴东似乎并不在意院子里的噪音，继续着他的赶路式讲话：“博客出现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推翻了传统媒体对信息和思想进行过滤、编辑和包装的各类门槛和院墙，实现了零体制、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形式的大众网络发表自由。”
他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我最初就是因为受到商业力量的排斥而创办‘博客中国’的，所以我的初衷非常旗帜鲜明：我不打算让‘博客中国’商业化。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技术就无法更新，也难以雇到网站维护人员，万一系统崩溃，我们的十几万用户的文章找不回来怎么办？所以，我一下子想通了：做博客，一定要商业化，而且一定要非常成功地商业化。我们从2004年底开始商业化，当时引入了50万元的风险投资，去年我们又引入了1100万元的风险投资。”
告别方兴东，离开“创业广场”时，我发现，不仅院门被推倒了，院墙也被推倒了，“创业广场”现在更像一个真正的广场了，尽管是一个残砖碎瓦遍地的广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作者：yyskw(2006-08-22 11:11:53)，[首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