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找幸福
从9月29日到10月7日，央视新闻频道连续9天播放《你幸福吗》街访纪实节目，并在《新闻联播》以头条、提要的方式挂标播出了8集。节目共调动了18个国内记者站、7个海外记者站以及北京总部共70路记者，加上20个地方台，共300多人次——姚华就是这些采访记者中的一位。被采访对象达3550人，最终播出节目中采用了147人。
“你幸福吗”由此成了长假拥堵新闻之外最大的社会议题，在新浪微博以此为关键词搜索，有5355万条结果。而对这档节目的看法，则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反对者认为这档节目虚伪造作、主题先行、空洞无物，《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表态说：“与其寻找幸福的答案，不如关注权利与机遇的公平”；而支持者认为该节目表达了一种真诚的态度。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肯定者，都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之心：央视怎么了？《新闻联播》怎么了？为什么要在国内价值最高的电视时段播放这档毫无新闻由头，甚至有些“无厘头”的节目？
“神回复”如何诞生
10月8日，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本刊的官方微博也发了一条“你幸福吗”，一天时间，有608条回复，其中有190条是回复“我姓X”。自从9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我姓曾”这个“神回复”之后，这便成了众所周知的搞笑回答。
这个“神一般”的采访，来自央视记者詹晨林。9月20日，她正在太原市清徐县北营村做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故事，突然接到央视地方记者部编辑汪洁的电话，让她拍村官之外顺带采访几个人，主题是“你幸福吗”。
22日上午，詹晨林到了村中间的小广场，这里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正好村民下地回来，人非常多，詹晨林走了过去，见到人就问。
在采访完一个女孩之后，詹晨林走向广场边的小卖部，小卖部的树下站了四个人，“那位曾大哥是唯一坐着的”，詹晨林说，她还没走过去，那个曾大哥就开口了，说你不要来问我，我不是这个村里的，我是来打工的。“可能我在村子里呆了几天，他已经知道我是记者了。”詹晨林没有理会，依旧问他：“你幸福吗？”曾大哥随即答出那句流行语：“我姓曾”，詹晨林知道他没有听清楚，问了第二遍，这时周围的人都听明白了，提醒了他，曾大哥连声道：“幸福，幸福”。
“采访时很多人都听错了，当天也有其他人回答自己姓王姓陈。”詹晨林说。但显然，在29日的《新闻联播》中，“曾”成了百家姓中最为耀眼的一脉。
“我姓曾”那段视频首播并不是《新闻联播》，而是29日早上的《朝闻天下》，白天在新闻频道又播了两次。播出之前是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审片，他对此并没有特别表示。虽然已经播过，但按规定，上《新闻联播》还需要再审一次。“我真没想到胡台（央视台长胡占凡）能够下决心，他特意要求要把‘我姓曾’在《新闻联播》里面播出来。”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回忆道。
杨华告诉胡占凡白天已经播了，并有了反响，一些观众发微博认为央视出丑了。“我把这些评论发给了胡台，他并不认为这个片段不行，而是觉得这个挺好，很真实。”就这样，央视最高层拍板放行，《新闻联播》的数亿观众领略了曾大哥的神回复。“如果我是那天负责《新闻联播》审片的主任，会不会把这个放出去？说实话会有点犹豫和纠结的。”杨华如此坦承。
“神回复”在《新闻联播》的亮相取得了爆炸性效果，迅速点燃了这档节目。“《新闻联播》播完之后，我的电话立刻被打爆了，”詹晨林说，“家里人，同学，同事都打了过来，他们听出了我的声音，还有人直接发短信问我，你幸福吗？你姓什么？”
詹晨林的母亲也打了电话过来，“接通后她就在那边哈哈大笑，一句话没说就哈哈大笑，几分钟后才说那么搞笑的都会播。”回忆母亲的电话，詹晨林也忍俊不住。
与詹晨林一样，杨华也遭遇了“幸福”的烦恼。“30号晚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们可能几个人在吃饭，然后嘻嘻哈哈地拿这个事给我开涮，问我幸福吗？然后还问我说这不是你审的节目吧？他们认为新闻中心肯定出丑了，肯定不是你审的，这话说得很真诚。我气坏了，我说就是我审的。”杨华说这并非疏忽，而是刻意为之，“我们是想用这种东西增加一种真实感，另外，我觉得让观众开心一笑有什么不好吗？不管大家是嘲笑还是什么笑。”
《你幸福吗》背后的纪录片
央视新闻中心负责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英语频道的新闻内容，主任由副台长孙玉胜兼任，几位副主任的工作，除了日常轮流值班，还各自负责一些大的项目。从去年8月开始的“走基层”便是杨华负责的大项目之一，而这一次《你幸福吗》则属于《走基层》的长假特别策划，其创意也是出自杨华。
“因为十一期间也得《走基层》，平时是常态报道，节假日需要做一个特别策划，而我本人一直特别想做民调节目，我觉得它跟《走基层》这种要‘贴地气、近人情’的宗旨也非常吻合。”杨华说。
但她一直没想好具体该怎么操作。到了9月中旬，杨华在审片的时候和《新闻纪实》的副制片人邓蕾偶然聊到了自己的想法，邓蕾提到了2005年《纪事》栏目做过的两个片子：《幸福在哪里》和《你想要什么》。在《幸福在哪里》中，编导设置了“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这两个可以激起人们内心深处情感的问题，在全国各地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随机采访，通过被采访者的回答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做成一个反映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纪录片。
“这么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会有让你特别意想不到的回答，我觉得这个形态跟我自己的想法很契合。”杨华说。
邓蕾还提到了另外两部纪录片。1961年，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拍摄了一部名为《夏日记事》的真实电影，开创了此类纪录片的先河。让·鲁什对街上碰到的人进行采访，有时还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中去，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景。制作者向每一个被采访者提出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是否幸福？”观众可从片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反应，《夏日记事》也由此展现了巴黎的众生相。
1999年，中国年轻导演雎安奇在北京制作了一部名为《北京风很大》的纪实电影。这部片子中，一个手持话筒、身边跟着摄影师、时入画时出画的胖小子游荡在北京街头，截住形形色色的路人（捡破烂的流浪汉、推婴儿车的老人、羞涩的外地民工、一脸严肃的武警战士），突兀地将话筒伸过去，问：“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对这个简单的问题，路人的反应迥异：不置可否、“大”或“不大”、反问他们是干吗的、骂他们是神经病的、似话痨般瞎扯上半天的?
“这两部片子也挺有意思的，有很多‘神回复’，但那种风格我们没法简单照搬，新闻频道必须有新闻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最实用的还是《幸福在哪里》。”杨华评价了这几部作为蓝本的片子。
找到了合适的参照对象，很快就开始执行，当时离放假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
9月17日，负责执行的新闻中心地方部找来邓蕾和原《幸福在哪里》的总导演程勇交流，程勇提出了三个注意事项，后来被写到分发给记者的《实拍手册》中：1、采访中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2、记住，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3、回答不是唯一重要的，回答的状态和场景同样珍贵。
交流结束，紧接着就开始实际操作。“你幸福吗”并不是这次采访的唯一问题，而仅仅是其中的一组。“考虑到要连播八九天，我们设置了5组问题，每组问题都有一个主问题以及相应的其他问题。”节目策划张宇珺说。第一组是“中秋怎么过”，第二组才是“你幸福吗”，其他三组分别是“你想要什么”、“你最遗憾的事”以及“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带着5组问题，各路记者走到不同场所，开始四处找人。
“但据记者带回来的反馈，民众对‘你幸福吗’的回答最有张力，最有意思，于是最终被定为主题。”节目后方的主要执行人汪洁说。
两个舆论场的斗争
“有一个网友的评论我看了特别难过，就是关于宁夏那个忘了价格的卖肉师傅，他竟然说：‘央视真的是一群脑残的记者，你看找个托儿卖肉还穿着西服，你们能不能拍的时候让他把西服脱了再拍。’”央视记者刘超说，除了采访，这次她还负责收集网上反馈，“还有网友说：你们能把说不幸福的贴出来吗，你们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就是想让大家觉得人民过得都很幸福。”
杨华也承认，第一轮的考验是敢不敢把“神回复”继续放进去，第二轮的考验就是敢不敢去面对网友已经提出来的这些疑问。
10月2日，一条新闻被网友热传：长沙一位叫刘永亮的环卫工人在路边边打点滴边工作。刘永亮独自一人在长沙当环卫工人已近五年，月入1200元，除去房租与日常开销，所剩无几，几天前就感冒头疼，一直到撑不住了才去诊所开了点滴边打边工作。有不少网友嘲讽道：央视干吗不去问他幸福不幸福？
杨华真派记者去了，也播了一条新闻，还问了刘永亮的幸福感受，最后之所以没放到《你幸福吗》节目中，是因为杨华认为记者的态度有问题，没有真诚地关心采访对象：“他是一个特定的采访对象，不是一个随意拦住街采的路人。我觉得起码要问问他的生活状况，他家在哪儿？家庭负担有多重？他的收入怎么样？他现在的病好了没有？什么病？打了点滴病算治好了吗？吃饭行不行？值班值几天？工作量怎么样？工友们照顾他了吗？跟他一样的工友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栏目组的人说，其实从一开始就播出了不幸福的回答，在10月7日那期节目中，更是播出了多位回答不幸福的：有医生帮助患者不被理解表示不开心的；有旅客表示还没到幸福的时候；有民工表示担心拿不到工钱；还有补鞋的老人说最想要一个棚子，这样冬天就不冷了。“我摸着良心说，真的很少有人说不幸福。”刘超说，在她个人采访过程中大约只有10%的人说不幸福——而根据栏目组的统计，大致也是这个比例。
“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上微博一天得看一周《新闻联播》才能缓得过来，又说希望生活在《新闻联播》里。我觉得大家有一种成见：当下中国人普遍是不幸福的。”杨华说，“难道在社会底层为生活辛苦打拼的人就没有资格幸福？就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受？幸福不能简单与贫富划等号，就像说自己幸福不等于就是歌功颂德。”
“播出的第三天骂得特别厉害，我们传着骂的段子互相看。”姚华说。到了10月6日、7日，刘超发现，网上挺这档节目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说央视属于“高级黑”。
10月8日，做完节目，放下负担的姚华来到附近一个美容院按摩放松，美容院老板与她聊起了这档节目。“第一集时，我觉得它在胳肢我，一点都不好笑，”老板说道，“到第二集，我觉得是现在大家都在保钓抗日，抗日先得安内，所以央视推出这样一个节目，让大家都幸福，团结一起抗日。看到后来，我觉得不是在抗日了，央视确实在问幸福。”
“看到第五集的时候，我坐下来，认真想‘幸福是什么’。”老板继续谈观后感，“我平时一直忙着赚钱，很少想到‘幸福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从来没有问员工‘你幸福吗’。下周业务学习不学习业务了，我要挨个问问他们幸福不幸福，我要把片子录下来，让所有的员工都??看。”
姚华这时候才透露自己是节目的制作者之一，“老板开心得不得了，说没想到会员里会有参与做这个节目的人，她招呼服务员，‘好好给她服务，好好给我们的姚大姐服务，一直服务到满意为止’。”
挺住意味着一切
其实“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并不是第一次在央视出现，2005年《纪事》栏目播出的《幸福在哪里》就有同样的桥段。
邓蕾是当时《纪事》栏目的主编。她说这种普通人眼里看来很奇怪的采访方式，在纪录片行业是一种很普通的手法；而这样一种贴近百姓生活的报道样态，在央视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1993年，陈虻（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创立《生活空间》，就提出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替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书写的历史”。这是央视第一次把镜头指向了普通人。而《纪事》正是1999年从《生活空间》中分拆出来的一个纪录片栏目。其后新闻频道纪录片一度兴旺，但随后衰落：2008年，《纪事》和《百姓故事》合并为一个栏目，2010年，再次改为《新闻纪实》，时长缩短为15分钟。
《生活空间》最早的参与者蒋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具纪录片性质的栏目在新闻频道里，很难生存，也许因为它太真实了。中央台能出现纪录片栏目，毕竟是80年代理想主义的延续，但这种理想主义到了90年代末就被冲得稀里哗啦的。”
这一次，借着“你幸福吗”的热潮，有网友把《幸福在哪里》也翻了出来，很多人还记得这部7年前播出的45分钟的纪录片，人们普遍评价比这一次的节目要好很多，有电视同行如是分析：“将此创意移植到“十一”期间短新闻里，并在《新闻联播》播出，这种策划注定难逃尴尬和肤浅，复制了形式，却复制不了原版的精神内核。”
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因为《新闻联播》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次的传播效果却远胜过往。而之所以能在《新闻联播》播出，则要追溯到从去年8月《新闻联播》开始的一系列变脸，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得更为亲切清新。杨华说，去年春节，民工讨薪的节目在《新闻联播》连续播出了四天，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而播出“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更是前所未有。
“我觉得央视的改变也跟国家的改变一样的，它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变化。我们可能挺难马上满足受众的愿望，但我们很认真地一点点走。”杨华说。“7·21”北京暴雨，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一袭白衣，在电视上一个一个念完死难者名单，这在央视也是首次。当时杨华值班，上面没有人指示，他们也没请示，但是播了就播了，也没有人叫停。
“这一轮热炒，刚播两天我特别担心，我想这么多骂的，领导给我们叫停了怎么办？如果坚持播出，即便大家依然不认可你，但至少认清你；如果你当时播两下被口水淹没，吓得自己缩回去了，可能更糟糕。”谈及当初，杨华表情放松，毕竟，这一次算挺过去了。
节目在央视内部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准备继续搞下去，目前正在构思春节、七夕节、重阳节的方案。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央视的记者，被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哎，我不是城管，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幸福吗？”回到9月22日下午的成都浆洗街，姚华换成四川话朝奔逃的小贩喊，摊贩们终于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比较胆大的男摊贩走了过来。
摊贩：“你为什么问我们摆摊的人？”
姚华：“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这个地方你们上镜头这么危险。……你幸福吗？”
摊贩：“不幸福。我们这些人跟猫捉老鼠一样的，你说老鼠幸福吗？我在猫爪子底下过生活能幸福吗？”
姚华：“那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摊贩：“希望过没有城管的生活。”
姚华：“你最想要什么？”
摊贩：“我最想要城管不管我。”
姚华：“你这十年过得怎么样？”
摊贩：“我这十年尽是跟城管斗争了，斗到现在也没胜利。”
作者：专心论坛(2012-10-25 08:21:54)，[首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