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孔祥熙:说我败家 留给国家6000万两黄金

　　【核心提示】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核心提示《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7期，作者：徐琳玲，原题：民国“财长”宋子文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 ——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 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 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 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 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 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 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 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 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 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 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 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 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 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 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 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在所有“倒宋”的声音中，最铿锵有力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傅人称“傅大炮”，疾恶如仇、脾气暴烈，是蒋介石所敬重的学界领袖，是“唯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1938年，正是在他在国民财政大会上坚持不懈地弹劾、调查和炮轰下，把孔祥熙赶下了台。期间，连蒋介石亲自出面为孔说情，他都没有买过账。

　　傅斯年的系列“倒宋”檄文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首篇，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官商不分的“公域”，到“行事做派”、身上的“中国文 化”的私域，甚至列举到请客、夹菜种种“不敬”的细碎往事，对宋的“最荒谬之点”进行攻击。总之，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随 后又提出必须铲除孔宋的“豪门资本”，建议国民政府征用两家财产。

　　以傅斯年的社会威望、文章的犀利痛快，一时间在京沪官场、工商界和知识界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在媒体舆论、立法院、参政院的一片炮轰猛击下，宋子文“走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3月1日立法院临时会议上，宋子文做报告时情绪激动： 从担当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政策上可能有失误，但“在良心方面，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谈到某报指控他所行的各种政策都是买办行径，他以讥诮的 口吻反问道：那我过去所行的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否也是买办行为呢?

　　随后，他称自己的辞职已获批准，拒绝答复各立法委员所提的各项质询，“连经济都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申报》记者记录下了他退出会场的神情——“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等车厢，面部疲惫之态，若大病初愈。”

　　有心炼石，无力补天。事到如今，他成为朝野各方发泄对现状种种不满的对象。连一直与他有嫌隙的妹妹宋美龄也对司徒雷登感慨道：“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下台后，蒋介石请出了老金融家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行长，实际负责财政金融政策。他抛弃了宋的一切政策，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停止抛售 黄金，但是由此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更快。以后，他又希望借助发行美金库券、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和房金融管理。终究， 还是无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

　　下台不久，1947年，宋子文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在主持粤政时期，他提出一个“救市”方案——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机构，由实业、金融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为挽救局势采取行动。

　　除了广揽李济琛等当地实力人物，他在广东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实业。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广东省内的工业比抗战胜利初期有很大的发展。

　　宋子文希图通过重建广东，使之成为国民党抵御中共的一个堡垒。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的新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的，并逐步推广到附近省份。

　　然而，他又一次无力“补天”了。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土崩瓦解。1949年1月，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在之后避居香港的几个月 里，他和被迫再次下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当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说明，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进行谴责。28日，宋子文被中共列为“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上第二位，在蒋介石之后。

　　6月，宋子文飞离香港，经曼谷、巴黎抵达美国，从此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的寓所。他每日深居简出，偶尔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打牌消磨时光。再 未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滞留美国不归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

　　遭受重大挫败的蒋介石失望于国民党内部党、政、军干部的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决定在一个“单纯环境”里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他基本弃用了大陆时期的党政军大员。

　　1958年12月，宋子文罕 见地在香港逗留了二十来日。敏感的香港媒体刊登出关于他将重返政治舞台的猜测。他随后举办了面向新闻界的西餐招待会，宣称自己只是为了看朋友、度圣诞， “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太久了，不准备搞了。”据在场者描述，他显得“苍老、瘦削，头发已半白”，同当年那位神采飞扬、气势逼人的 “T.V.Song”相比，判若两人。

　　晚年的宋子文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大女儿琼颐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讲以前的事，也不和他们讨论政务要事，“我们都能理解他，尽量不给他添加麻烦，我们也不想多问。”

　　1971年4月25日晚7时，宋子文在一位朋友家进晚宴，一块食物进了气管，忽然摔倒，当场停止了呼吸，终年77岁。

　　此时，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的协商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加快中美建交进程的天赐良机，他随后向宋家三姐妹发出赴纽约参加葬礼的邀请。彼时，宋庆龄在北京，担任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宋美龄在台湾，还是“总统”夫人;宋蔼龄已定居美国。

　　大陆方面回复美方说宋庆龄将接受邀请，但因中美尚未建交，赴美的事，要看能否包到飞机;宋美龄也同意来美，并很快飞到夏威夷，计划随后前往纽约;宋蔼龄也决定参加葬礼。

　　蒋介石得知宋庆龄将赴美后，立即给停留在夏威夷的宋美龄拍发急电，指示“勿入中共统战圈套”。宋美龄于是滞留夏威夷。随后，宋家也接到宋蔼龄临时取消出席葬礼的电话。

　　错愕中的尼克松不知该如何是好，命人电告蒋，声称：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自己的私事，与大陆和中共都没有关系，希望宋美龄能应邀出席葬礼。但，宋美龄仍无登机的动向。

　　就在葬礼前一天，大陆方面也给美方来电，称：由于租不到包机，宋庆龄无法赴美。尼克松赶紧通知霭龄和美龄。但是，宋美龄在与蒋介石商议后，觉得此事仍有政治圈套的可能。而宋蔼龄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举行葬礼的当天上午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为了等候宋家最后一位可能前来的亲属，宋子文的葬礼改在下午举行。直到最后一刻，宋家三姐妹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分歧，使得这个显赫的家族依然承受着亲情撕扯的苦痛。

　　最终，除了宋妻张乐怡和他们的子女，出席葬礼的家庭成员只有二弟宋子良。

　　(本文参考书目：《剑桥中华民国史》;吴景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孔祥熙其人其事》;《胡适日记》。鸣谢吴景平教授和复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特别鸣谢宋曹 琍璇女士。)

作者：专心论坛(2012-08-16 08:15:04)，[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