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黄金荣改邪归正:游乐场门口扫垃圾(组图)

　　1951年，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接受监督劳动 (此照片档案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解放后，由黄金荣亲笔签名的“自白书”(局部) (此档案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作者：陆其国 文/供图

　　历史的紧要处往往会有细节凸显，检视这样的细节，有一个现成的“大亨标本”放在我们面前，他就是上海滩曾经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炮声，离上海已经越来越近了。杜月笙已去了香港，也不乏有人劝黄金荣去香港安身。黄金荣想，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了，只怕人还没到香港，却病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坚决不去香港。

　　但此时的黄金荣日子过得很不爽。他与共产党、国民党都打过交道，为双方都做过事，他最有负罪感且最为担心的是“四·一二”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欠下的血债。尽管此时有进步人士向他规劝，只要他不再继续与人民为敌，不做坏事，决不会斗争他。这多少也决定了他最后拿定主意留在上海。

　　再则，就人民政府而言，也希望黄金荣这样的旧上海“大亨”能够留在解放后的上海。这对稳定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以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不仅对黄金荣，对已去香港的杜月笙，也在作这样的争取。

　　事实上，上海解放后，黄金荣也确实努力在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他有一张摄于1951年监督劳动时，在大世界游乐场大门口扫地的照片。只见身穿长衫的黄金荣茕茕孑立于晨曦之中，一旁的垃圾车是空的，说明他似乎还没有开扫，但他尚没开扫却已在拄帚歇息，显出一副疲态。看得出，此时此刻黄金荣的脸容是凝重的，甚至带着满脸的迷惘和惆怅。

　　黄金荣无疑是有民愤的，甚至民众认定对黄金荣其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管会委派军事代表杜宣，遵照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指示，到黄宅向黄金荣宣布政策。黄金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做坏事。

　　知道人民政府不枪毙自己，黄金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在“民愤”面前必须有所动作，而且影响要大。于是，人们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新闻报》上读到了意在进一步向人民交代、并低头认罪的《黄金荣自白书》。

　　黄金荣的“自白书”，其实就是他的“忏悔录”。黄金荣起笔回顾了自己早期的经历，其“发迹”过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挞自己，以及认罪态度和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内心倒是披露得颇为诚恳。结束部分这样写道：“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份公开发表的《黄金荣自白书》，他还有一份未发表的文本，原件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比较一下二文，颇可从中看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内容：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舞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一部分办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小东门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和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自白书”“忏悔书”文字都不是出自黄金荣手笔，而是由他授意，让身边的笔杆子龚天健代笔完成的。落款签名则是黄金荣亲笔。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黄金荣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论，但文字经过他一再推敲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未发表的《自述悔过书》，比之那份公开见报的《黄金荣自白书》，有些改动显然并非出自黄金荣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删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这份未刊稿中，黄金荣显然过分夸饰甚至张扬了自己对革命者(比如孙中山)帮助过的一面，对自己的罪过则低调带过。这可能也是这份初稿未能通过的原因之一。在日寇进占上海期间，他的不做汉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手下门生的落水，他则将自己与之推得一干二净。此时的黄金荣也明白，点点滴滴的罪责累加起来，极有可能把他送上断头台。于是他主动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了坦白交代书。

　　那天，黄金荣是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前往的。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了黄金荣。接见中谈了什么，至少目前尚未见有详细档案披露，现在只知道接见结束走下大楼后，陈翊庭忽然发现自己有东西忘在了上面，于是关照黄金荣在楼下稍等，他转身上楼去取遗忘的东西。陈翊庭取了东西很快返回，但楼下已不见了黄金荣的身影。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黄金荣等不及他下来，一个人急急回龙门路家里了。

　　对于黄金荣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几乎所有交代这段事情的文字，都说是他恐生变故。其实推想当时的情况不难明白：这就是黄金荣的心虚。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术处理”的，他的内心诚惶诚恐，而身处军管会空旷森严的大楼，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容易让他从脚底往上滋生出一种被放大了的不踏实感，甚至产生恐惧，所以他再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多呆一分钟，那对他是一种折磨。黄金荣在这时候认为，只有家才是相对可以安全栖身的港湾。

　　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在一切繁华落尽后，他才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过往和罪孽。泛黄的档案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灵轨迹和生活片段。

作者：专心论坛(2012-07-15 08:00:48)，[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