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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的被访大学生曾想自杀:中国大学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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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8日,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在全国同时进行。3个月后,又一批学子即将踏入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进行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习。

  台湾作家张小娴曾在她的孩子上学的第一天,望着孩子的背影,忍不住发问:“世界啊,今天我把一个孩子给了你,若干年后,你会还给我一个怎样的孩子呀?”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不容乐观的现实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非易事。

  ★采写/《小康》记者 高艳 见习记者 张蕊

  2006年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董姓女博士生,自杀身亡。3月1日,华南农业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女研究生跳楼自杀,这是该校十天内发生的第三起大学生自杀事件。

  5月初,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展开了一项针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大学生心理障碍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增长到90年代的25%,近来已在30%以上。同时,大学生自杀人数也在近些年呈急剧上升趋势。

  525,谐音“我爱我”。从2000年起,每年的5月25日这一天被定义为“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如今,这一天已经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旨在关注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近几年,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逐渐得到重视,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活动在高校如火如荼展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

  “看不起学校”——2006年1月7日,23岁的重庆某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03级学生周家亮,在自动退学申请书的“退学理由”一栏郑重地写下了这五个字。随后,在校方对这一申请予以批准后,周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大学校园,结束了其大学生涯。

  时隔4个多月后的5月25日,周家亮自费开通“中国教育改革论坛”网站,他这样解释建此网站的原因,“通过和现行教育体制的支持者们论战,解决‘教育有没有问题’‘教改有没有必要’两个基本问题。”

  周的言行,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称他为“中国最牛的大学生”,有人称他的做法“狂妄”,还有人说周家亮想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对最后一种看法,他特别声明:“比尔•盖茨当年退学是因为想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创业,而我退学的原因是因为看不起学校。”

  周家亮对媒体坦陈“看不起学校”的理由:“比如教授的内容、方式,我都不满意,照本宣科,内容与实际挂不上钩,师资力量薄弱⋯⋯”

  对此,有人甚至在网上发表文章质问:“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看不起学校?”那么,我们的大学究竟怎么了?

  人文精神何在?

  “大学正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型时期,是一个人应该去思考自己该走怎样的路,思考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阶段,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惟一思考的就是怎样考上一所好大学。我们的教育太过片面追求智育,而忽略了对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整体人格培养。”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钱逊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目前大学生自杀等类似事件的频频爆发,排除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外,我国的高等教育甚至是整条教育链在其中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绝非偶然的个体行为。这其实是我国的教育问题延误到大学阶段的一次总爆发,应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

  “谈到大学教育,我觉得首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我们的高校、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目前我们的高校教育给了学生什么样的精神营养,让他们能心智成熟地成长?我们的教育是否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对此,我个人是很失望的。”原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燕杰对《小康》并不讳言。

  5月13〜14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重塑大学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旨在反思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文环境建设,探讨高校大学精神的重塑之道。

  《小康》为此走访了北京的部分高校,并就相关问题对学生展开了一项随机调查。谈到目前的校园生活,很多人用“无聊”、“乏味”来形容,而对“业余时间一般会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回答是“上网、聊天、无所适从”。

  “大学的传统是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社会的良心在大学,而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精神已面临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谈到目前的大学精神时痛心疾首。

  “我们的校园文化目前非常贫乏。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道德礼仪正逐渐在高校丧失,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是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度急剧下滑。”当《小康》就上述现象采访首都师范大学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时,郭用了“病入膏肓”四个字来形容目前高校的人文环境。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高等教育人文素质建设方面确实加大了力度,但一些弊病还是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了。

  谈到目前高校教师论文造假、学术剽窃事件集中的频频曝光,郭海燕认为除了教师自身素质的原因外,与目前高校的一些评估机制有密切关系,“教师评职称要求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你说,全国总共有多少核心期刊?如此硬性的要求造成的负面结果就是一些教师花钱买版面、托关系走后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学术腐败。”而此类事件的发生,学生又是怎样的看法?在《小康》的随机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对此嗤之以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缺乏师德、辱没师道尊严。”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郭建议应在大学建立“教授委员会”,成员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以此来真正监督学术纪律,维护学术尊严。“大学里,其实存在着两套系统,一套是由教师组成的教学系统;另一套则是由管理者组成的管理系统。只有互相监督才能保障教师在学术上真正做到自律。”

  “现在高校压力都很大,要忙着应付各项排名,忙着到社会上拉项目、忙着迎接各项评估。如果在高校,领导没有时间关注教育,教师忙于追逐职称评聘,没人研究教育内容和教学规律,那么学生必然是牺牲品。” 还有,诸如大学生拿学位要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等,从而导致学生必须为了应试而学习,剥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

  《小康》注意到,目前在高校排行等一些排名、评选中,高校人文素质建设并未被纳入到考评指标体系里。对此,钱逊认为,大学排行的高低变得越来越具有广大的商业效应,而不是学术效应。由此,助长了高校的一些决策者急功近利的思想,一味在“硬件”上下工夫,而对于一些“隐性”的指标重视不足,而这些恰恰对一所高校保持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

  自1978年起,李燕杰一直从事着青少年教育研究工作,现任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结合自身从教实践与研究体会,他认为,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而绝不是教育者。在大学校园内,大学生产生和保持对人文知识主动索取的学习意识才是人文教育所要取得的理想状态。“人文教育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与高校教师的授课方式有密切关系。我们经常谈,要给学生好的教育,于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教育内容,但是,却在对怎样把好的教育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怎样让学生产生接受教育的兴趣上下得工夫很少。其实,这中间的衔接过程很重要。离开了这个环节,教育的目的还是无法达到。”

  不仅目前大学人文素质整体需要提高,而且人文素质的培养在高校与高校之间差异也非常大。一些理工科的院校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上显得更为薄弱。

  钱逊将此现象的主要历史原因归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他打比方:“当时社会上普遍有一种重理轻文的风气,经过那次院系调整,原来五六十所综合大学只剩下了14所。清华曾经是一所实力很强的综合性院校,但就在那一次院系大调整中,将一些人文学科划出去了,以致变成了工科院校。虽然当时的确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但是,从后来的教育发展来看,这次调整对高校人文精神培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次调整留下的后遗症,到目前为止,还处于治疗恢复的过程中。

  最突出的是教育质量

  在一份“针对我国教育的满意情况”的问卷调查中,“质量滑坡”被公众排在了“高等教育领域最突出的问题”的首位。

  “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2005年8月在乌鲁木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的这一论断一经发出,即招至了公众非议。《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对此展开调查的结果显示,同意杨这一观点的仅占2.1%(共4802人参与投票),而赞成《中国教育忧思录》一书作者丘成桐的“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这一观点的人,则占到了92.3%。

  有关人士质疑,一堂专业课,近200名学生一起上课,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批改学生作业和对学生进行相应辅导吗?学生能够与教师进行交互式的启发性学习吗?《小康》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访了北京的一些高校。

  上课都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却不停地有学生喊报告进入教室。老师在台上扯着嗓子费劲地讲着课,台下的学生却不买老师的账,聊天、看书、睡觉、玩手机,甚至还不时能听到手机和弦铃声的响声和学生爽朗的笑声。一百多人的教室犹如一个热闹的菜市场。

  这是记者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北京某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二年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的真实一幕。而这门课是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否通过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取得大学学位证。

  “这样的课,考试时老师肯定会划重点,而且只要老师每次点到的时候你都在,通过考试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该班学生小吴谈到其中的“奥秘”,没有任何顾忌。

  在《小康》走访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问及的大多数学生对目前学校开设的课程、老师的授课方式以及教学质量表示不满意,甚至对所学的知识对自己将来就业的帮助持怀疑态度。

  “其实我很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推出一些新的花样,比如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课的形式,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也能直接给老师提出问题,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站在讲台上的强行灌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张云向《小康》“诉苦”说。

  对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张东辉认为,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与实践严重脱离的一个重要表现,没有给在校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些课程对于自己将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让学生在学校期间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向,而不至于到毕业时才发现自己的问题。“比如,学教育的学生,就应该每周去一个固定的基础教育学校听课,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然后及时还要和校长、老师、学生沟通。”

  同时,张认为,目前高校整体教学质量之所以严重下滑,除了教师自身业务素质不高外,高校在决策层面上的导向对此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如今的大学对于科研的要求高了很多,投入也很大,但是教学质量却成为了薄弱环节,不仅在经费等方面的投入少,学校内部也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张东辉这样向《小康》描述:“写一篇论文或者在某个方面有什么成就,老师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而且还有利于职称的评定,但是对于教学来说,课教得再怎么好,最多也就是优秀教师而已,并不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学校对于老师的授课质量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而且教学质量的好坏确实也很难评估。”

  谈到教学质量,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因素:学生所使用的教材。而据《小康》了解,目前学生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任课老师自己选取的,学生根据该课老师的指定来购买教材。不同学校的同种专业的学生使用的教材也不尽相同。《小康》采访发现,很多学生为了节省购买教材的费用开支,往往从上一届或几届同专业的人中以折扣价购买。

  张东辉建议,教师应该把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教材的原因以及用这本教材预期教会学生什么知识等尽早地公布,以便让大家有选择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和时间。

  据《小康》观察发现,大多数教师对此往往缺乏和学生的充分沟通,并且学校和学校之间同一门课的教师在教材选用方面的沟通也是非常少的。

  糊涂的“学费”

  “近20年,什么价格上涨最快?”“大学费用。”

  20年前,大学学费200元/年,现在已经上涨至平均5000元/年。近20年时间里,上涨了25倍。仅1998〜2002年间,我国高校学杂费增长了5.34倍。1994年至今的10余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关资料表明,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其他最高大学支出国家的3倍以上!

  “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有点高了。”教育部原副部长的张保庆的这句话,一时间在公众中广为流传。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出,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已经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根据《小康》调查数据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而在世界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的大学学费仅占其人均收入的1/6左右,英国的大学学费仅占其人均收入的1/10。在德国,公立学校学费基本上一律实行免费。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与朝鲜,学费也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也是免费的。

  为何我国大学学费近些年会如此节节攀高呢?张保庆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时谈到,影响教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的投入滞后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国家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达到。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每年对教育的投入(详细情况见下表),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5%-6%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4%的平均水平,人均教育经费的开支比乌干达等非洲贫困国家还要少。

  有专家指出,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又促成了行政部门挤占和挪用教育经费,最终将恶果转嫁到了学生身上:学校不得不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巧立名目进行各项“乱收费”。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

  张保庆曾对媒体透露,在目前全国2400多所普通高校中,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的高校竟高达400多所。

  不仅如此,而且作为大学费用最“昂贵”的一笔开支,大学学费至今仍然是社会关注度颇高的“一笔不明不白的‘糊涂帐’”。

  目前,对于大学学费具体涵盖的内容,全国上下并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对此比较公开的一个说法是,张保庆向媒体透露的按日常的运行成本来计算。按张的说法,现行的学费标准是在对高校学生年均日常的运行经费(高的超过1.4万,低的在1万元左右)进行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标准定在3500元。

  但在实际中,学生承担的学费普遍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中实际上学生分摊比例达44%,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

  高额学费使得如今的大学里贫困阶层急剧增多。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其中特别困难的学生比例在5%-10%,而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比例更高。新华社一项调查表明,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

  甚至有专家指出,目前的高等教育费用从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鸿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一文作者张玉林对《小康》指出,“高等教育市场”几乎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不同地区同一层次的高校收费标准几乎相同,与医疗收费一样,这种收费标准没有考虑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不是在帮助缩小而是在拉大城乡差距。相关专家建议对高校收费采取价格听证。

  教育的“产业”误区

  围绕高校收费问题,一段时间展开了激烈的“教育产业化”之争。对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罗燕、叶赋桂在其《“教育产业化”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十几年的教育改革始终没有打破“部门垄断”的局面,而任何行政管理如果决策权、财权、执行权三者合一,都会蜕变成行业垄断。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声讨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而是要打破垄断,彻底改变议行合一、裁判员兼运动员的教育管理体制。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除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外,目前我国教育体制的障碍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谈松华认为,目前我国的教育过分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而缺乏一种社会的参与、市场的调节。他建议,一方面在保障政府充当主渠道的投资方的同时,另一方面可以让民间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由此,可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一般不直接管理高等院校。美国高等院校半数以上是私立的,公立高等院校一般由各州管理,日本文部省也只管东京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则由都、道、府、县政府管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虽然可以直接管理大学,但主要通过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

  但是,我国目前在对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公办高校有统招的名额,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便利吸纳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民办高校并不能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竞争的平台,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地进入教育领域。

  对于如何有效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浙江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带头脱开与收费机构的经济联系,杜绝把部分收费变成集体福利,要清理和纠正可能导致乱收费的不合理规章制度。

  冯向《小康》举例说明,“例如,教育部允许学校留存部分教材回扣显然不合理,且给不少学校有关部门私设小金库以可乘之机,必须修改规定,把教材回扣全部返回给学生。”

  保障数量庞大的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理当是政府和各个高校要全力解决的难题。在美国,高校通过多种途径为大学生提供各类经济资助,如奖学金、助学金、校内长期低息贷款、短期贷款、校外长期低息贷款、联邦政府勤工俭学计划、学校内外兼职工作和打工。以此,来顺利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张玉林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要求高等学校制定面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收费标准,并不太现实,缓解这一问题的措施主要还应在于加大助学贷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覆盖面。

  数字崇拜下的“扩并”

  一方面是庞大的贫困生群体,经费严重不足的窘况,另一方面却是新建校址、扩张校园面积、新建办公大楼行为的不断进行。看似互相矛盾的“状况”与“行为”,为何又偏偏在同一时间在一些高校接连上演呢?

  不少专家指出,这种现象与我国高校近几年的扩招政策不无关系。“招生规模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学校占地的扩张。追求奢侈豪华的风气又导致了学校建设经费的剧增,而代价、后果可能要向社会、学生转嫁。巨额高校贷款已经成为一个加剧了金融风险的较严重的问题,其中既有金融部门盲目放贷的因素,也有高校负责人‘贷了就没打算还’的伦理道德问题。”张玉林对《小康》解释。

  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末,国家审计署所审计的18所高校债务总额达72.7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部分高校甚至陷入了“扩招——贷款建校——再扩招还贷”的模式。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举进行扩招。此后,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7年时间里,我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300多万人,翻了近三番,此增长速度居全世界第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

  同时,高校合并、学院升级现象几乎是伴随着高校扩招同时展开的。

  教育部网站主页上相关信息显示,从1990年开始截至2004年8月,合并调整后的各类高校数目达到416所,原有612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50所,至于这些年来合并的高校具体共有多少所,就连主管部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也难以给出精确数字。

  一些高校在合并后的良好发展状况显示,高校的成功合并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规模的低成本扩展,同时使学校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在多学科交叉和综合中有所提高。《小康》在采访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对高校合并是持支持赞成观点的。

  但是,由合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现。甚至有专家认为,一些高校的合并最终却变成了一场“有名无实”的运动,称其为教育界的“浮肿病”。与此同时,一些合并后的高校与高校之间实质上“貌合神离”。

  冯培恩认为,一段时间内的确出现过合并风。“万事一旦成风,就难免出现不必要甚至不恰当的合并。”合并时应充分考虑合并的范围、规模、模式和动力等因素,决定哪些学校需要合并,应该因校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决不能刮风。

  张玉林对合并整体上产生的效果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这种大跃进式的合并虽有所谓‘社会需求’推波助澜,但更主要的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盲目决策、高校的实际利益在驱动。这种扩张和升级虽然在表面上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但从内涵来说,由此造成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文凭‘兑水’现象严重。单纯的合并、升级并不能使得整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从根本上得到提升。从另一方面来看,因急剧膨胀而导致的高等教育质量的低劣对于受教育者——‘消费者’来说是一种剥夺,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应该享有的合乎规范和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一些合并院校的师生对此也“微词”不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校本部)一位老师向《小康》说起该校在2000年的合并时认为,“我觉得一所高校的知名度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华工(原华中理工大学的简称)曾经在国际上建立起来的知名度以及长期与海外各界建立起来的联系,基本上在这次合并中白白地丧失了。这次一合并,校名也改了。国际上要想重新认识华科大的实力,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

  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位教师,更是义愤填膺地告诉《小康》:“我个人以前是支持大学合并的。但目前看来,合并后的大学,原来的院校在意识上还是分垒明显。就消除人的思想障碍,估计也得20年。合并后的大学,扯皮的事更多。同时,在合并后变成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医学部,北京医科大学作为一所专业院校的特色优势也很大程度地丧失了。”

  一些合并院校内的学生对此并不买帐,“本来,大学合并,跨院系间的师资可以充分利用,行政管理得以精简,这才是大学合并的好处。但现在,虽然是合并了,仍然是各自为政,学分还是限制在院系内,自由选课的制度根本没有实施,其实合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合并。根本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益。”

  “实际上,各种评估的导向在总体上都比较有利于规模大的高校,加上各级政府鼓励扩招的导向,一些甚至刚升级的学院在短短的两三年间都成了万人甚至二万人规模的真正“大”学。这也是一个误区。”冯培恩告诉记者。

  据《小康》了解,在美国,很多专业学院水平非常高,一千多所专业学院,从本科到博士,而且很多专业学院连本科都不招,直接招博士、硕士。

  “我认为,作为国家的教育机构,不论作任何决策,一切的出发点和最终利益的落脚点都应该是受教育者,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学生。教育毕竟不是商品,不能完全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惟一要义。同样,判断一所高校合并是不是成功,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学生是否能从中得到更优质的教育服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任凭理由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动机初衷都令人怀疑。”武汉大学新闻学院2000级学生王鹏告诉记者。

  毕业后的尴尬

  付出了昂贵的上学费用,经历了四年或更长时间校园生活的学生,毫不容易拿到学位后,曾经作为中学“佼佼者”的大学生,在走出校园时,他们能否被社会欣然接纳呢?

  现实并不乐观。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新的失业群体——大学毕业生群体正在形成。

  甚至有专家指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投入”与“产出”之间严重不对称,在一定层面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

  国家有关部门日前下发通知,严格限制高校扩招规模。此举被业界一些专家认为,除了“适当地控制招生数量,而将重心放在抓高等教育质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于2005年6月对包括东、中、西部地区16个省份的34所高校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毕业生毕业时真正签约者仅为33.7%。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宝元认为,这固然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精英教育”模式造成的大学生的精英心态,不愿把自己视为“普通劳动者”有关,但国家教育等相关决策部门,同样应该需要从决策层面上进行反思。

  “扩招是政府行为,学校不得不服从,而学生的就业却是高校必须面对的一个市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入口上的招生指标分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分配手段,高校的自主权很少,不能很好地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招生人数。但在就业率上却要接受市场考验,这样高校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位教授告诉《小康》:“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量。从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的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的大学生人数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现实正如这位教授所说,虽然,我国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急速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基本在19%左右,但是相较西方一些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有资料显示,美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是81%,韩国是66%-67%,台湾是55%。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在50%左右。

  “我觉得从决策层面来讲,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政策来硬性限制扩招,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发展结构和教育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而是应该进一步拓宽教育的现有模式,加强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规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香山街道办事处的高先生告诉《小康》。

  高先生指出,目前大学生“热衷”于公务员这一职业,甚至通过考研等一些方式来延缓就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社会需要度”的怀疑心理,值得教育界认真深思。“高校怎样为学生提供好的教育产品,换而言之,就是怎样让我们的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需要达到高度统一,而不至于出现‘社会所需人才’‘社会所需技能’和‘学校所育人才’‘学校所学知识’严重脱节的问题。”

  他主张,国家相关部门要在政策等方面铲除学生就业的“隐性障碍”。“比如说,依靠关系走后门的不公平就业方式就要坚决杜绝,同时,出台政策性的优惠措施鼓励用人单位使用应届毕业生,打破毕业生在就业时的户籍限制,为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贷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使得学生能在有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顺利就业。”

  大学是什么?

  1854年,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

  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的开场白: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配得上称为大学,除非这个机构能够为想要学习任何一门科目的学生提供自由广阔的天地,令他乐此不疲。

  现代化刚刚起步时,西方主导思想 :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爱因斯坦: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肴讼啻Γ簂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作者丁学良:大学(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即“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所以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它的精神气质就是“普遍主义(普适主义)”。

  “有知识没文化”之忧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

  20世纪,大学生中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如今的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此,《小康》独家专访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深有研究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彭林先生。

  ★采写/《小康》特约撰稿 穆易

  《小康》:一般意义上来说,学校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特别是高等学校高知云集,培养的也是未来的高级人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彭林: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比较忽视人的素养、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上大学的目的普遍是为了个人将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一旦出了国,就不想回国,一旦毕了业,就拼命挣钱,过好日子。至于民族的发展、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自己没有关系。目前,大学生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可悲甚至是可怕的现象。

  《小康》:在“有知识没文化”语境下,“知识”、“文化”具体指什么?“知识”和“文化”是怎样一种关系?按您的观点,怎样才算是“有知识”、“有文化”?

  彭林:“文化”一词,当前全世界都在使用,但是它的确切含义,至今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总体而言,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它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有特殊的内涵。古人认为安定天下有文治和武功两种方法。《礼记》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需要用武功来吊民伐罪,安邦定国,例如武王伐纣。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要靠文治,就是用道德理念来教化民众,例如文王所做的那样。

  “文”这个字,在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 “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通常讲的“文教”也是文德之教。

  而知识主要是指具体学科的知识,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是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的知识。

  文化不然,文化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的,是要成为生命体中的灵魂的东西。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行为。

  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文化。

  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如何,是浑浑噩噩一世,还是行尸走肉、饭囊衣架一个?取决于文化的有无与高下。

  《小康》:您认为,造成“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彭林: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主要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

  另外,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全社会提供高福利的程度,就业的竞争比较激烈,而高学历者选择的机会较多。这些都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我想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还有多少学生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有的政治教育偏重于理论,对于学生的人格教育注意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结果造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造成了双重人格。

  二是,将学校教师划成两块,一块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队伍,是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的;另一块是专业教育师资,专门负责学生的业务知识教育。我认为这种划分是很幼稚的。我国的传统就是教书育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道正了,授业和解惑才是有意义的。学校应该要求教师都必须树立“传道”的意识,怎么可以让一部分教师放弃传道的责任呢?

  我在内地和香港都参加过招生,差别非常之明显。香港的学生在自我陈述时,总是首先介绍自己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人,语气都很自豪,在他们准备的材料里,往往是各种做义工获得的证明和奖状。由此可见,香港的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和关怀社会的意识。而内地的学生在陈述时,几乎都是自吹自擂的自我推销,夸耀自己的成绩如何优秀,在全国知识竞赛中得过第几名,几乎没有人会谈到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这种反差,令人感慨无比:我们究竟是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

  《小康》:我们这个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有人认为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您认为“礼”文化在培养“有知识有文化”人才方面会有哪些作用?

  彭林:任何一种道德,只有是可以操作的,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否则就是空道理,或者是无补于世的空话。中国古代的贤哲,把道德理念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礼,比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恭敬谦让、文雅相待等都是通过礼体现的。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它所蕴含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是如今连最起码的礼仪都没有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了一句口号,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 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

  《小康》: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就是说,怎样做才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

  彭林:“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从人的发展来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主要的。

  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一个有阶梯的,有教育的,有人文理念的。知识可以在学校中获得,即使你获得了硕士学位,即使你拿到了博士、博士后的证书,这仅仅只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学位的高度,但并不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中国文化经过了五千年的沉淀,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心血,它具有深刻而悠久的历史底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才能使其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而不是一味的模仿。离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传承,文化体制,发展的阶段,工业管理的科学是非常荒谬的事。

  必须在大学里面推行通识教育。学校要让学生关注专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对法学、伦理学等有所了解。没有社会关怀的专家走向社会,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著名史学家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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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名访客:59.46.86.170(来自:辽宁省沈阳市 电信)(2006-07-05 09:09:57),[首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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