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光环背后的交易
从收入角度上说，我国两院院士大部分享受国家、省市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但津贴数额并不大。据了解，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每月将近1000元，院士年收入一般在10万元左右。很多院士到外地讲座的出场费就有1000元、2000元，高一点到5000元。有人曾提出改革院士收入制度,沈国舫副院长也曾公开表示，他认为，院士年收入达到10万元应该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作出的贡献，年薪达到20万乃至30万元也可以，但最好不要到100万元。
经济贿赂还不是唯一让院士感到尴尬的问题，最让那些诚心做事的院士气愤的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不被重视。中国工程院谢友柏院士说：“有一次院士团应邀去某省做振兴老工业的咨询，到了当地就有人请我们吃饭，招待非常隆重。但到开座谈会听取我们意见时，省里主要领导却都走了，只留下一个副省长的秘书做记录后汇报。”
谢友柏院士说：“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院士去考察、咨询，或者重金引进院士，实质上是为了抬高自己。一些高校和政府更将此异化成‘政绩工程’。”重庆某项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就提出，准备一年拿出100万元，为10名正在培养冲击院士的拔尖人才提供资助。院士称号获得不仅成为单位和政府奋斗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还被硬性量化出来。
有所采纳和有所保留的非正常的院士崇拜就这样矛盾地显示着其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高薪邀请院士去当地客串讲座、咨询和引入，但另一方面，邀请人却对院士提出的学术建议极不尊重。事实上，无论是支持院士制度，还是主张废除院士制度，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院士制度亟待改革。
其中被热议的几项完善院士制度的措施包括：控制院士人数，改革推荐方式。当出现自然或其他原因减员的情况后，才增补院士；取消归口初选部门与省市推荐候选人的方式。此外，将院士荣誉与职业生涯分开。如院士到70岁后办理退休手续，转为荣誉退休院士，有参加活动的权利但没有选举权和选举主席团成员的投票权；第三是将科技项目资源的分配与院士脱钩，不在立项申请、鉴定评审时因为院士身份而给予特殊的支持；第四则是规范院士报酬，现在政策范围内的补贴仅数百元，起不到激励效果，而各种潜收入又造成院士收入的不平衡。
可以注意到，6月8日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学院的新章程对于以上建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两院大会肯定了两院制度的贡献，并就建立更完善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建立对科学道德和行为的监督制度，促进整个科技界诚信体系和优良学风的建设进行了研讨。
新章程将原“各学部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赞成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改成“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许智宏说，希望新章程能在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规范和推进学部工作、加强院士队伍建设、保持和提高院士群体学术活动上，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被学界、媒体和公众赋予了太多个人专长之外的光环，俨然一位事事权威的全才。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各地方政府和单位为院士提供种种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院校的政绩工程。这些做法，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与何祚庥院士一样，许多两院院士都感受到了这种崇拜。这种崇拜如今正在脱离学术的轨道而趋向于非正常。据了解，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规定，项目申请需要两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院士于是成为类似的科技项目立项、科研成果评奖上的“香饽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当选院士之初的几年，几乎兼任过国家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秦伯益院士无奈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兼职也不接受，无关的应酬一概不参加。”
讲座、报告和项目评审还只是临时性的，有些部门为提高档次甚至不惜重金引进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告诉记者，不少高等院校对院士待遇有一套潜规则，比如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时许诺，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技启动费用，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等。武汉理工大学制定的有关办法规定，引进院士每年只要在校工作两个月，将提供科研配套经费500万元人民币，安家费50万元(一次性投入)或1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以及每年18.8万元的院士津贴。
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在无形中加入院士崇拜的队伍。西部某省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院士配发了国产别克专用小汽车。河南省在2004年已制定政策，规定省属单位院士待遇不低于20万元，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
然而与物质利益上的崇拜相比，院士崇拜表现出的不平等话语权，影响更为深远。顾海兵教授举例说，既然你是院士，你代表着最高学术资格，是否也代表最高科技水平？如果你代表最高水平，其他人还有资格与你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吗？当一个院士对诸如非典病毒下了并不正确的断言之后，除了有其他院士出来指正，普通教授有同等的话语权吗？
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学术资格的贬值。2003年，中国工程院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据知情人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透露，2003年院士增选时，对院士的投诉数量也达到历年高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更早的“核酸风波”“863项目申报黑幕”“中科年会警车开道护送170名院士从机场直达宾馆”等学术不端事件。
对外，院士的负面新闻考验着社会公众对院士现象的包容度；对内，院士之间的争夺也检验着院士对分配方式的承受力。顾海兵教授说：“院士当选后可以进入争夺科研项目经费的圈子，如863、973等重大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最后可能演变成院士之间的争夺。而正是因为院士有资格进入这个分配的圈子，所以各个单位也抢着争夺进入院士行列的机会。”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一面是院士的社会负面新闻增加，一面是学术国际影响力裹足不前。顾海兵教授分析，我国设立众多国家科技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最高奖为一等奖)、国家科技特等奖，其中最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是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据了解，近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年份这两个奖要么空缺，要么仅有一种。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院研究员王扬宗分析中国院士制度的问题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美国是发表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也是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英国发表的论文总数和高引用率论文数都居世界第二。日本发表的论文总数居于世界第三，而高引用率论文居第四。
中国院士人数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我国的研究论文在1997-2001年发表115339篇，居世界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375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以上数字包含了香港地区的论文数据，由于香港地区的高引用率论文作者远多于内地，如果仅以内地论文计算，我们的名次还要靠后。
顾海兵教授将院士崇拜中的种种问题归结为院士制度的弊端，他是废院士制度论的强硬派。事实上，院士制度的存废之争早在2003年就已出现，2005年院士增选之机，争论再度升级。
顾海兵教授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院士制度不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滞。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极不可能产生。”
作者：无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