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品产业：黄金八年，一地鸡毛
他急匆匆赶到北京,原以为就是找个人带头宣誓,大家照本宣科念完了事,却没想到会上发言激烈,掌声不断。许多企业老总把矛头指向了奶业领域的两大翘楚----—蒙牛、伊利,认为这几年来,两家公司在各地争夺奶源,导致各地乳品企业的奶源地流失。
会议抖搂出奶业问题一箩筐。“企业超常规发展,太快了,产量非常高,但养殖建设明显滞后。行业无序发展,跑马圈地,抢摘别人的果实,没法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大家都提出不能搞捆绑销售、低价销售。”本来是质检总局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声讨会”。从中午1点一直到4点多,一开始举手发言,后来没时间,大家都递条子抢着发言。“房间很热,很多老总都说从来没有坐这么久开会,一直没有动。”
闫斌说。“三鹿只不过是行业问题的爆发点,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加三聚氰胺?”雪顿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达尔吉说。闫斌注意到一个细节,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没有出席会议。第二天,李长江引咎辞职。
黄金时代,“已经有人作假了”8年前,老周贷款50万元买了50头奶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这座位于草原腹地的城市是伊利、蒙牛的重要奶源地之一。截至2007年末,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奶牛存栏10.8万头,奶牛养殖户1.36万户,像欣康村这样的奶牛养殖小区有74个。
在那一年,养牛户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全国奶牛也只有488.7万头,中国奶业方兴未艾。“当时政府大力支持养牛,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钱,买进口牛可以贷款,一头牛15000块钱。”老周回忆。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只有大约10年时间。在此之前,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并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更早些时候,牛奶只是北方的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
数十年来,中国奶业发展一直颇为缓慢。1950年,上海开始生产光明牌奶粉,内蒙古、广州出现了乳品厂。6年后,第一届全国乳制品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 1958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才颁布“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这是最早的国家级部颁标准。1984年7月,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将乳制品工业作为主要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列入《1991年至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
在闫斌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牛奶叫“铃铛奶”,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家人买了到炉上一热,牛奶表面上就出现一层奶皮子。而奶粉则是老人和小孩的专用品。“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闫斌说,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使得“铃铛奶”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19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
雀巢、卡夫、达能、帕玛拉特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乳品企业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大规模发展。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在老周的印象中,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当时1公斤牛奶是1.6到1.75元,牛饲料也不贵,最高7毛钱/斤,草料也才2毛钱 /斤。平均下来,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如果下牛犊,还能卖四五千元。“当时在村里,牛最多的,钱就最多。不像现在,谁养牛谁头疼。”老周说。
那时候欣康村还没有奶站,老周记得邻村有,但因为资金、设备没有到位,一直没有开张。他和其他的养牛户自己用机器挤奶,也有用手挤的。当地的乳业公司离村有三十多公里,他每天开着三轮车,载着三百多公斤奶,摇摇晃晃去送奶。“当时已经有人作假了,往牛奶里加水、加盐。”老周回忆。另一个养牛户老王记得,有些奶农的牛奶被检出不达标,“就拎回家做奶豆腐,往市场卖,有时候也自己做奶茶喝”。
1999 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业,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
蒋卫锁, 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奶业打假第一人”的养牛户,当时正在这个朝阳产业上踌躇满志。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蒋卫锁觉得,甚至更加混乱了,“像我这样不掺假的人很少”。
当时,像他这样的奶站并不多。“主要是奶贩子收奶,再加上企业自己建点收奶。”蒋卫锁回忆说。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
令业界咋舌的是蒙牛发展的“航天速度”。“蒙牛速度”成了中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故事:开创前三年,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5年间销售额增长200倍。“那时候,我们年销售额是200％的速度递增,蒙牛是 1000％多的增长,消息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以为弄错了。”闫斌说。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蒋卫锁与伊利的合作正处在蜜月期。在1年多时间里,他的奶站从最初的两个,发展到了五十多个,日收奶量从2吨多,变成了30多吨,收奶地域除了当地乡镇,还辐射到周边9个县区近百个农村。《农业科技报》报道他的新闻标题为《一个牵着牛头奔跑的人》,而他也被无序发展的中国奶业牵着走。
2002 年底,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呼吁重视问题。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他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他在会上质问政府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
2003年初,有媒体对王丁棉的观点进行了报道,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业内幕的新闻报道。当时王丁棉还心存顾忌,担心企业矛头都对准他。“我对媒体说,多找几个人一起上新闻。”王回忆说。
失范年代,多事之秋
奶业的辉煌时代似乎必然走入这样的结局:2005年,蒋卫锁突然意识到:“奶太多了。”那年6月份,另一个事件严重打击了奶业市场的消费信心。河南电视台报道了光明乳业郑州子公司将过期奶回炉并销售的消息,光明“回炉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随后郑州市质监、卫生、工商、农业、工会共同成立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最终光明乳业在郑州的相关负责人被免职。
牛奶需求量几乎同时开始萎缩。2005年乳制品产量为2443万吨,增长率仅为月3％,比起2004年的25%增长率几乎微不足道,奶粉消费量下降了 7.8%,液态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长。在陕西,伊利对奶站“限量撤点”。作为收奶大户,蒋卫锁的感触颇深。“以前是企业求奶站,有奶就是娘。现在是奶站求企业,有奶就是孙。随便一个大企业的小职工过来都可以跟你要钱,因为他可以给你多报收奶指标。”
蒋卫锁知道有奶站主开始暗地里送钱了,他也不能免俗:“比如某大奶制品企业一个职工打电话给我说,蒋总我在这里吃饭,钱不够,借点钱。我送过去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钱都是有去无回。”奶站管理依然混乱。“政府几乎没有管理,都是靠奶站老板的良心。”蒋卫锁说,“奶站不景气了,不掺假造假的奶站几乎没有利润。 ”
在“三鹿”事件之后,一份发表于中国奶协官方网站上的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奶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自建的规模化奶牛场,没有中间流通环节,质量管理最好,但只占总奶源的10%－15%。二是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站,奶源质量受到从业人员素质的影响,占25%左右。第三类是散养的农户,质量和卫生条件无法保障,占到了60%以上。
在一些专家眼中,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抢占市场,形成了企业之间的内耗战。2004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就散发出了火药味。雪顿总经理达尔吉记得很清楚,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上台演讲,一开始照着稿子宣读,后来他把文稿合上,当着蒙牛、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 语气激动地指责“两家上市公司”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每公斤牛奶比当地企业多一两毛钱,奶农“哗哗”地走了。
“投资几个亿的基地还不如几毛钱的利润。”达尔吉也很激动。“当时老总们的风度都没了,冲动地鼓掌,有的拍手听不到了,直接站到凳子上拍桌子。”达尔吉回忆说。他甚至认为蒙牛、伊利两家企业的大肆扩张导致了奶源地市场混乱,是“罪魁祸首”。
奶业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2004年爆发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业整顿,婴幼儿配方奶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05年,“雀巢”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再次打击消费市场。行业内也正在进行一场持续两年的争论: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为牛奶能否标“鲜 ”大打口水战,但却最终变成虎头蛇尾的闹剧。最后一次机会,“南京宣言”2007年,奶业被迫自律。
6 月份,各大乳品企业在南京召开中国奶业协会年会,签署发布了“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宣称:要推行合同收奶,反对争抢奶源,限量收奶,压级压价,拖欠奶资,切实维护奶农利益；要开展公平竞争,反对捆绑销售、特价销售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捆绑销售、特价销售是最直接的原因。”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说,“别的企业骂我们两大企业(蒙牛、伊利)是奶霸,他们听到就乐了,什么也不说。”几大企业在全国的促销策略让地方企业疲于应付。据媒体报道,2006年我国奶业市场的全部利润为55亿,因促销和捆绑销售造成的奶业损失高达50亿。
关于“南京宣言”,“谁都不敢不签,但是大企业心里面都不痛快。”那达木德说。5月份在天津召开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就已形成草案。“但当时没有人在意,没想到还真的要签了。”“南京宣言”是牛奶业内去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各大媒体都高调宣传报道,7月23日开始在北京、哈尔滨试点实行。然而从一开始,就有评论断言,不出3个月,“南京宣言”形成的价格联盟必然破产。
7 月23日这天,北京媒体刊登一则新闻《乳品销售禁捆绑逼出“末日疯狂”》,描述了一些超市里牛奶的销售镜头:“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赠品了。”然而只到了当年10月初,北京媒体就已经发现,超市里又出现了“买八赠一”、“买五赠一”的牛奶捆绑销售。“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进了。”闫斌说。
促销大行其道之际,牛奶掺假造假已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在“三鹿”事件扩展到全国时,那达木德已经料到,内蒙古可能会被波及到。“掺假造假不是某个企业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而且不是现在的问题,而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调奶师”,针对不同指标的牛奶添加配料。“脂肪低了,就加脂肪粉；细菌超标了,就加抗生素；浓度低了,加乳清粉；发酸了,就加碱面中和。 ”蒋卫锁说。在许多奶农眼里,奶业早已过了幸福时光。在“企业—奶站—奶农”的奶源模式下,奶农没有定价权。而且去年饲料价格上涨,许多奶农破产。中国奶协秘书长魏克佳在一次奶协会议上称,40%的奶农处于亏损状态,奶农大量宰杀奶牛。
老周在2004年与其他养牛户合资成立了一家养殖公司,有近300头奶牛。去年,养殖公司就变成了屠宰场,杀了56头；今年又杀了16头。“现在到了要先杀牛再买饲料的地步了。”家家如此,他估计有五十多户奶农破产了,占村总数的六分之一。“三鹿”事件没有直接波及欣康村,但奶农的日子已经不好过。“现在我是在挣扎,每天挤奶没有赚钱,能赚的就是产牛犊,也就是一两千块钱。”老周说。
今年9月7－9日,中国奶业协会年会及奶业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构建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会上公布了欣欣向荣的数据:去年全年奶牛存栏达到1300多万头,奶类总产量达到3600多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奶业协会2008年会胜利召开” 的消息。
当时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没有参会,小道消息已悄悄传开。“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大家都有预感,这个事情早晚会暴露。”一名与会代表说。时隔两天,三鹿公开承认,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个行业的“锅盖”揭开了。
作者：nnslj(2008-10-10 21:15:43)，[首贴]
